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化的现代转换

“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化的现代转换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上世纪80年代从事当代西学研究，90年代后期致力于“重释中学”，倡导“文化书法”，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重铸身份”。出版著作30余部，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西方艺术精神》《全球化与中国》《中国镜像》《发现东方》《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艺术理论和实践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塑中国文化价值立场的诉求日益强烈，传统文艺价值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不断进行新的辨释和引证。然而，不同时代语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传统文艺价值观的现代引证面临诸多现实困难，重塑中国文艺价值观需要开放态度与坚韧的探索。日前，记者就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换话题采访了学者王岳川。

 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划分谁为主体、谁为客体，而应增进古今的互动与对话；不是割裂体与用，而是兼顾时代性和历史性。

 记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是世纪之交以来众多学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重建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权任重道远。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传统的现代转换问题，对此您怎样看？

 王岳川：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上世纪90年代文论研究界出现的一个命题，它触及了时代的脉搏，表征了中国文论的某些症候，说明中国文论出现了身份问题，是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命题。从研究的性质着眼，古代文论大体可以分为本体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类，也就是历史性和时代性问题，简单说就是“体”和“用”的问题。由于文论的知识生产总是遵循其特有的规律，在特定时空下的运行发展，而古代文论所赖以存身的古代文化世界已经消失，因而整体性的古代文论生产与转换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这不意味着古代文论对现代是封闭的，这就是用的方面，也即现代人如何利用、运用古代文论遗产进行现代文论的知识生产。在本体性研究的基础上，古代文论的真价值、真精神才会浮现，我们才可以真切认识到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并为现代文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划分谁为主体、谁为客体，而应增进古今的互动与对话；不是割裂体与用，而是兼顾时代性和历史性。

 记者：有人将传统文论的价值失落归结到“五四”时对传统的全盘否定，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转折的原因的？这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王岳川：“五四”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将很多问题都算在“五四”头上显然又矫枉过正。其实，传统文论研究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繁荣正是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推动的结果。传统价值的失落，根本上是中国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时的失落，或者说是大陆文明面对海洋文明时的失落。但失落并不是永久性的，西方在古代很难和东方匹敌，但是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又受惠于东方可谓不计其数。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生生不息”。

 我们不能期望传统文论的余脉如刘熙载的《艺概》、桐城派古文理论能够对现代文学发言或者具有理论的指导力量，这显然是时代认识的错位。传统价值的转折并不仅仅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世界大势流转与中国立场重新确立的一个必然表现，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都应是为其时代负责的。当然，不是任何失落或转折都是悲剧；如果说这种转折是悲剧的话，也在于我们无法在这种转折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知识都是汇流的，或者说做加法，任何时代都要提出自己的原创理论以丰富文论的知识宝库。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前代，而只能寄希望于我们和时代、历史的生产性互动上。历史上有价值的东西不会被人为地抹去，但是我们可以为其增添我们自己的独有东西。很多人在消费传统，而没有给这个传统增加新的东西，那么这个传统的断裂、衰败也就是必然的。

 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上，需要坚持知人论世的良善文化立场，而不是剑走偏锋的极端立场。一般来说，现代人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古人再也不会发话，但是进入历史深处和古人的心灵思想深处，古代人何尝不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精神呢？在对待传统文论的问题上，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悬隔态度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摒除各种成见，直接和文本、古人对话，以人观人，而非以我观人、以物观人，才可以洞悉传统文论的微妙之处，而有此心得者，传统就自然流淌在你的血脉里，而不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概念、命题上。

 文论复兴的意义并非沉浸于文本话语之中，其真正意义乃是超越文本话语，本身有着主体性的阐释、解说和创造在里面。

记者：在西方理论话语主导多年之后，重塑中国文化身份面临哪些困难和契机？放到全球化语境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中来看，传统文论的复兴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岳川：西方文论话语在中国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现代文论资源的匮乏。这个匮乏是两个方面导致的，一是人们对传统持有排斥的态度，二是传统本身并不能原封不动地成为现代文论的资源。在这一历史空档中，西方文论涌入中国就势所难免了。我们如何看待“西学东渐”这一现象呢？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确使中国文论走向了现代化，获得了方法论的提升，但问题在于，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真正使中国获得了自己的文论地位和身份了吗？显然，任何文论如果不经过历史的汰变是无法成为中国文论自身的生命元素的。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很久了，但只有禅宗才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的肌理之内。也就是说，西方文论可以成为中国文论身份的标志之一，但必须经过中国选择。拿来主义不过时，但又是不够的。拿来之后还要创新，如果没有创新，我们的文论和西方的文论没有区别，并且还是二道贩子，谁认可你呢？重塑中国文论、中国文化的身份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问题。“五四”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定位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要自强，而自强就要引进西方；到了现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崛起的阶段，我们的身份定位就不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崛起就要贡献”，也就是要重新确立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角色、位置和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复兴不是复古，文艺复兴你能说是复古吗？不是，复兴是指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得到了更新和提升，是有着新东西的。因此，复兴不仅是对象性的，还是主体性的。从对象上说包括既往的所有文论成果，也不局限于传统文论，像20世纪以来的文论成果也同样重要；从主体上说，复兴又需要现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推出新时代的文化成果和文论成果。文论复兴的意义并非沉浸于文本话语之中，其真正意义乃是超越文本话语，本身有着主体性的阐释、解说和创造在里面。

 东方文化不在于救治西方，也不在于衬托西方，而是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

 记者：近年来，西方文艺理论界发展缓慢起来，后现代化的社会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部分人寄希望于东方，甚至有人认为与赛义德所阐释的“东方主义”相比，这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您觉得在对待传统问题上我们应该持怎样的心态呢？

 王岳川：西方文论在经历文化研究潮流之后，随着重量级的理论家先后辞世以及重要的经典理论作品和思想学说产量的下降，呈现所谓“理论终结”或者“理论之后”的现象。西方文论出现这一问题有西方自身的特殊原因，但是，如果将拯救西方的答案转向东方，这就有些不现实了。理论本身并不是用来拯救的，理论是一种启迪、启发，而不是成为圣经。理论的衰退说明多元时代的来临，不是任何理论可以自居为这一时代的主流，而是大家需要相互倾听、思考。东方文化不在于救治西方，也不在于衬托西方，而是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所以，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摆正心态。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再中国化”。“再中国化”不是退回到文化保守主义那里，而是强调中国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中国立场、中国身份、中国精神。文化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像水一样，是滋润、滋养万物的，并且是不为己的。只要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能够为中国人提供福祉、滋养中国人的心性，那么惠及十几亿人的文化自然就会有人去关注，去了解，去学习。在后现代时代，任何民族文化都不可能是固步自封的，都需要相互的交流、借鉴和吸收，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彰显，西方了解、认识东方文化这无可厚非，但不必一厢情愿地认为东方就是救世主，我们所应抱持的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对话的心态，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和提升。所以，我提出了“后东方主义”。

 什么是东方主义？什么是后东方主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眼光和文化身份认同。前者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不平等俯视的后殖民(postcolonial)眼光，后者是用“后”(post)话语对西方俯视东方的“东方主义”和贬低式的“文化训导”加以消解和颠覆，在“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的文化自尊和平等对话中，重新获得正当的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文化自信！

 西方角度不能代替13亿中国人的思想，更不能中断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全球文化单一化是文化的退败，因此我不仅反对东方主义对中国的“妖魔化”，也反对“西方主义”，即东方对西方的“巨型想象”。我坚信，一元中心和二元对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的未来注定要超越文明的冲突，而进入文明的共存和互惠。我10年前提出的“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理念，不是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的好，而是为了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妖魔化”，不然中国人就只会不断地听“他者”的，只能听第一世界的权力话语而没有发言权，在文化上成为永远“沉默的一群”。

在中西问题上不能划定固定的边界，因为中西涉及的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的人及其思想意识、精神状态

 记者：对于弘扬传统文论，有提出“西为中用”的，有仅立足于中国古代自身的，您曾提出“中西互体互用”的观点，对传统文论现代转换中需要坚持的立场，您是怎么看的？

 王岳川：提出“中西互体互用”，其初衷在于破除中西二元对立的观念。中西体用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但多数将中西体用做了一对一的组合，要么是中体，要么是中用，反之也是这样。我认为体用无中西之分。王国维说过，学无古今，学无中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问题上不能划定固定的边界，因为中西涉及的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的人及其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中国人所创造的各类思想文化成果既可以作为中国之体，也可以作为中国之用，也可以作为西方之体、西方之用，只是程度有差别而已，反之也是这样的。这种看法并非立场模糊，而恰恰是使双方的主体性得到解放，破除藩篱，勇于去思考新问题、开创新事业。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互动关系大抵有四种排列组合：一为“中体中用”说，19世纪末清朝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士大夫多数持这一观点；二为“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及其《劝学篇》为代表，目的在于获取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又确保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三为“西体西用”说，如陈序经及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四为“西体中用”说，上世纪30年代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已有提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哲学家李泽厚对此重新做出了阐释。西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定位分化，至今仍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简单地说，我对上述诸种说法均不同意，而是坚持“中西互体互用”说。只有中西文化的真正互动(拿来和输出)的良性循环，人类的文化才会是多元生成的。当然，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输出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而只能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当这种欣赏进入深层次时，进入文化的神经中枢时，西方就会打破语言的障碍，一窥东方文化的堂奥。

 记者：您认为传统文艺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值得在当代及全世界弘扬的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王岳川：在现代文明中，不竞争就落后，以至于人们人人自危，压力剧增，又找不到适当的舒缓方式，吸毒、自杀层出不穷，这种醉生梦死其实是违背人性的。拜金主义、超前消费更让人生活在虚幻之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中国历来都强调“为己之学”、修身养性之学，而反对学究之学、皮相之学；强调目击道存、得意忘言，而反对琐碎论证；强调空灵、境界，反对坐实直白，这些对中国文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弘扬传统文艺不是泛泛而论，而必须有针对性，这个针对性就是人。

 在我看来，在对人的问题上，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我们能够说我们比古人活得更幸福吗？今日的现代人还会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悠然见南山”吗，还能高山流水遇知音吗？还能发出孔子“逝者如斯夫”的喟叹吗？很难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我认为，不能一味地耗费我们的身心，还要学会养身、养心。有一些西方的后现代的人士提倡慢生活、简单生活，在文论界还兴起了生态批评等，从而臻至“与天地参”的人生境界，而这种境界无疑也就是艺术境界和美的境界。

 可以说，中国的“三和文化”：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思想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这种“和谐文化模式”奉行王道，反对西方黩武主义、霸权主义的“霸道”，对纠偏西方“丛林法则”文化(霍金认为，按照西方一套走下去，因过度开发、资源耗尽、地球升温、地震海啸，人类将活不过这千年)和人类的长久和平安宁的贡献将在今后的岁月中显现出来。就文论而言，中国文论思维中正邪观念、多元争鸣、绿色和谐、和而不同、辩证思维、综合模糊、尊敬差异、知人论世等，一定会对东西互动起到良好的作用。

 文论中必须兼顾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必须将文论同文化、生活连接在一起，必须对人这一主体加以重新彰显。没有深厚的文艺、文化修养，学者只能成为抽象、干瘪的学术人

 记者：有人认为当代文论的问题不在于“失语症”，而在于理论与当下文艺实践的脱节，您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传统的现代转换中，除了理论倡导和探索之外，具体可行的实际路径又有哪些？

 王岳川：理论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形而下的，就是我们说的从文艺批评那里提炼文艺理论，这是一部分学者所关注的另一个是形而上的、哲学的，是基于某些特定的思想、学说而产生的文艺理论，西方20世纪后期以来的各类批评理论大体如此。文论失语症和当下文艺实践脱节这一问题是存在的，但是问题的解决并是让文论家都去做文学批评。因为现代学术分工日益专业化，这一部分更多地属于当代文学领域，但是文学史研究本身并不必然地以产生理论为唯一旨归，因为文学史有其自身的目的，就是还原文学历史本来的面貌，总结得失，提炼规律等，理论生产只是其部分的目的。这也不是说做文论研究的就不需要实践了，而在于我们的文论实践是什么。文论既然是有着哲学内涵的学术话语，形而上的探讨是必须的，但是文论又不能同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脱钩，因此还要兼顾形而下，要有适当的文学批评实践，除此之外还要兼顾形而中，这个形而中就是文化、生活。理论思考也罢，文学批评实践也罢，必须将文论同文化、生活连接在一起，没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和文化修养，只能是抽象的、干瘪的学术人，其产生的文论也就可想而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人是主体，所以人的这一主体新必须加以重新彰显，但却是谦卑的，而非狂妄自大的。在传统的现代转换上，我也坚持这样的看法，没有抽象的理论，也没有抽象的实践，而只有本于某一鲜活个体的理论和实践。如果我们把这个鲜活个体性抽离的话，那么所谓的理论和实践也就很难真正实现了。

 记者：您对未来中国、世界文艺理论的发展前景又有怎样的预见？

 王岳川：文论的未来发展前景，这不是某个人所能完全预见的，但是大的方向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不断向世界传达我们中国文化的诚意和真意。当然，仅仅有预见、前瞻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笃行之”，去躬耕实践，因为只有实践，未来才可以走近我们。“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不仅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但终归是要从现在开始的。所以说，未来掌控在我们的手中，即便今生很难看到，也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