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事件，或一次性实践

“事件”所预设的假想敌，首先是当代艺术中的“系统”的概念，并把它放置到艺术生产的环节和结构里去谈，“系统”是同样复杂的概念，这里先简单地把它作为一个从逻辑体系那里移植过来的词汇，用来配合现代主义之后对艺术的注疏阐释需要；另一个来源大概是来自近代科学主义中对自然世界的简化解读模型，通常，被简化掉的部分往往是那些充满冲突的地方，被逻辑理性所净化清理的艺术“系统”是一种静态的，可以自行推导和自圆其说的封闭话语，或一套管理工具。

资本主义的理性洁癖源于消费社会对商品的需求，一种对同质化和抹平差异的需求，当代艺术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产品，对它的消费同样隐藏在对生产的标准设定中。而在艺术家这里，艺术被作为一种挽救性措施，迫切需要发现那些隐在景观制度下的各种微弱可能，并通过个体或集体化的力量，将之转化为在交换价值中具有可看可有辨识的东西，这样的艺术策略可能是顺势的：依赖体制本身系统进行生产，或在依附体制下的个人制度化中的生产；那么更彻底的方式就是来自对“系统”本身的瓦解，艺术家的实践也不是“系统”的替代性工作，而且在颠覆“系统”的同时，还要警惕新的“系统”和惯性产生，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只能是一瞬间或一次性的实践技术，这里把它称为“事件”。

“事件”就是这种屡屡变幻面目的行动，在人和一个时间和空间节点，进行召集和动员。艺术成为了一种紧急状态下的再次集合，总是仓促的，准备不足的，没有协助的，一种没有地图工具的行动和姿势，每一次出发都将是遭遇，艺术家本人就是侦察兵兼生力军，在陌生中颠簸，从颠开的缝隙中去逼近新的发现。

因此每次“事件”都是特例，没有大的规划和计划，没有系统去指导和排练；“事件”强调差异性实践，要求自身的弹性，警觉和开放，以及随时变卦的行动原则，它不试图去建立边界和巩固现有关系，而是随时转身进入任何领域的态度，“事件”一定是先于理论和文本的，而且不去为现成的理论和美学服务。

“事件”都是具体的，但决不是那种现实的应激反应，也非理论文本或系统话语的再生产，而是对现实的直接生产；“事件”是产生问题的，每一次都针对着具体的目标，去聚集和激化矛盾，从临界状态中逼迫出即时的实践路径，而不是事先从概念和系统推导出的，“事件”总是建立在实用性上的。

“事件”是日常策略，是孙子兵法，面对如此强大而周密的景观机制，“事件”是绕道、迂回和潜伏，是第三方，而不是颠覆和对抗式的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策略，二元对立所能提供的结果要么被转换，要么是替代，而“事件”是在这样的“大坑”面前所流露出的审慎而略显犹豫的表情。

“事件”是灵光一现，是自我否定。“事件”只能在一瞬间存在，一旦定型或景观化就会触发自我否定，因此“事件”是不安全的，是随时自我终结的，哪做完哪了。它不会成为“系统”或推导出“系统”，在社会或资本系统将它转换之前就会消失，也不会成为现有制度形式或观念上的肥料。

“事件”是非修辞的，非模拟或象征的，它是现场的。制作“事件”就是情境的建造，它只存于现在，是现场的总和，也不存在于之后的文本和文献；“事件”甚至不需要观众，因为这时的艺术家和观众是一体的，“事件”是不可表演的，不可复制和再现的，同样也无法进行追溯和排演。

“事件”是个体性的，非集体的。“事件”不相信个体，更不相信集体。哪怕是出于矫枉过正的需要。这里的个体性非个人性，而是对共同体中不平等分配的警惕，这其中包括创作者和观众的不平等，还有非自主性盲从和艺术自觉的不平等，总之，“事件”不是一种等级化的执行。

“事件”将替代艺术项目和作品而成为当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结，“事件”潜伏在日常之中，随时一跃而起，当再度关注之时，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事件”不是攻坚战，也不可能去完成替代性工作；“事件”作为第三方，将理论／实践，作者／观众分配为两股游击编制，可以互换经验，可以联欢，可以共同执行任务，但两者决不搞兼并，也不搞情意绵绵，不提供相互服务，可以一拍即合，也可以随时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