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更多人接受,商业艺术机构同样从事公益事业,以资助艺术家全新创作、设立实验性空间项目为市场教育的手段。而作品的制作,随着媒介的丰富,或媒介本身成为语言的一部分,也理所当然地需要起资助来。展览随着作品制作及其对空间的愈高要求,同样脱离了单纯的展示及观看关系,成为资金成本的消耗对象。
艺术写作就更具有从属性,尤其是为发表在媒体上或应媒体之邀而书写的文字,或为复制某些快速过时的消息,或为篇幅而生造内容。神圣的写作隐入了地下。于是,在纯粹缺失的时候,对单纯的追思同样沦为忧郁与乡愁的时尚,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过早开始了怀旧。
无效的生产力是个悖论,无效指向无用、不具备特定功能、不发挥特定效用,过时地说,艺术本应符合这一悖论,却被所谓的艺术生产力这一概念所凌驾。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然人为的环境,被人工造物所包围,甚至连呼吸的每一口气都被城市所过滤。生产力被制造为生活继续下去的唯一驱动力,亦是维持世界的永动力。但艺术生产力又是什么?它被要求有效吗?
意大利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及史学家保罗· 波多盖希(Paolo Portoghesi)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想定义未来的世界,她只是单纯等待由科技与聚合的即兴过程来作出决定。艺术不再是风向标,它沦为了向真正的傲慢投降的工具。” 科技,作为现代生产力的信仰与聚合的即兴过程,擦肩艺术,成为决策者。
目前看来,很多机构内部的工作沦为了沟通本身,并被沟通的误解乃至无效所消解。与此同时,也有艺术家或展览利用无效,将之作为所谓“慢”生活的哲理消费之。无效,由此被视为一种奢侈,一种高于生产力的状态。
为机构工作的人,或在机构中工作的人,常常服务于这种生产力。然而当其实践该服务时,往往无暇顾及所服务的对象,比如作品的产生状态、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状况、创作的情况及其语境、及至相关的生态群体;这些人关注的焦点、或精力所投诸的方面,更多是为机构体制所须运转的点滴,被消耗的不仅是时间与沟通本身,更是那本可以投入在对创作讨论的惋惜上。然而,对内容的讨论最易招致怀疑,这便是自相矛盾与怀疑的无处不在。人作为一个机构,或作为机构组成的人,在与机构可能的悬浮关系中,保持一定距离。他/她可以为生产力而工作,但其工作的方式,却极有可能是无效的。效用本身,依据效果而定,过程被消耗为忙碌间隙的失忆,想不起,已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