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粉猪”与香港“大黄鸭”

      这一段时间，打着手电筒，每天“月黑风高”时，在洋人的那个漆黑不见光的中世纪进进出出。前几天，忽然心烦了，不愿意写了。妻马上说，早就该歇歇了。写那些无用的东西，又长又臭，谁愿意看。

      无用的东西？我当然不同意。大多数的人没有那个耐心看，倒是可能。毕竟，我们的时代是微博、微信的时代；再高深的理论，再深奥的见解，如果不能在手机的那几寸屏幕里说完，恐怕都是前途叵测。

      也有例外，比如洋人的理论，高见，当然还有时髦，就像现时在中国的大江大海里畅游着的那个“大黄鸭”。因为洋人们总是有许多的中国朋友捧场——“大黄鸭在香港”，“大黄鸭在北京”，还有“中国鸭迷会”的成立都是见证！

       我个人欣赏的是另一个作品：“红粉猪”。创作者是我上海朋友的一位同事。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而是Andy Warhol说的，那个“十五分钟出名”意义上的艺术家。相比香港、北京还有其它华夏名城里的那些趴在地上，拼命摇尾巴的“鸭迷”们，可以说，他是真正吃透了“大黄鸭”的艺术精神，并能够因时制宜，“活学活用”。虽然不能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对中国人而言，上海“红粉猪”的艺术内涵与寓意，对，还有“黑色”幽默，都远远胜过那个漏气的香港“大黄鸭”。

       “红粉猪”不是抄袭，与山寨也无关，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有余英时先生的话为证。余先生谈《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时，曾将其与历史上的宋明新儒学发展相比较，虽然两者的历史背景“大不相同”：“宋明新儒学家发议的主要对象是禅宗，而禅宗则已是中国化的佛教。在禅宗出现之前，印度原始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早已经历了几百年的‘格义’阶段。‘格义’始于比敷而终于融合，始于求表面之‘同’而终见实质之‘异’。禅宗一方面把儒、道两家中的某些精神因子和佛教的理论融合起来了，但另一方面又把儒、释之间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了。……宋代新儒学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心性之学’，一般人不易察觉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和分析方式是源于佛教的。……不过在今天看来，概念和分析方式主要是技术层面的事。新儒家虽然在这一层面上假途于佛教，却并没有用佛教的理论或观点取代儒家传统的旧义。相反，他们通过已经本土化了的佛教概念和分析方式，把儒教传统中引而未发的‘心性之学’全面地建立了起来，因而丰富了并更新了这个传统。”（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自序）

      上海“红粉猪”与香港“大黄鸭”也只是表面之“同”，即假途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实质则“异”。这一点与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波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后者是经过了“伤痕文学”，“启蒙文化”，还有那一场我们都知道的“动乱”之后的，再回过头来的“反思”，而“红粉猪”是即时评论。另一个不同是，“政治波普”有洋人的捧场。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是“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所不能比拟的。

      余先生终究是个黄皮肤的华人。引用他的“深奥”理论为“红粉猪”作注解，当然只是我个人为其“拔份”所做的“高大全”之努力，效果应该不如直接找洋人来事。不过，我的意思，大家应该是明白的。

     上海“红粉猪”创作于五月十八日。那天，去朋友家里玩，路上临时有事，发短信说要迟到了。终于到达之后，第一件事，就被告知，短信已经落伍了，如今的“潮人”都用微信。“红粉猪”就是那天朋友发给我的第一条微信。那时，黄浦江上，零星的死猪依旧还在这里那里的“傲游”，但“维稳”的新闻是坚决不做报道了。

      回德国后，是不胜其烦。不是因为“红粉猪”或者黄浦江的死猪，而是因为手机里新装的微信——正聚精会神地为“万恶”的资本家卖命呢，忽然，旁边的手机“嘀”地一声响，吓人一大跳。起初，还以为是什么重要消息或者类似“红粉猪”这样的“即时政治波普”，一看，却原来都是些“长江呼叫黄河”，“土豆寻找黄瓜”的八卦。

      一怒之下，删去了手机里那几位活跃朋友的微信，耳根才终于清净了。剩下来的几位，显然和我一样，也是把微信当摆设：不装上不好意思，似乎是落伍了。我听妻的手机，每天微信里那个热闹！写到这里，忽然自己吓了一跳：装上微信却不玩，这是不是正说明了自己的心态落伍，对，老了？

     还好，还好，总还在写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