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艺术家黄锐（撑伞者）在798的“暖冬计划”上实践他的行为艺术。
8月17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和传播反映中国人文生活的纪实电影的非营利青年组织—“瓢虫映像 （Pure Movies）” 在位于上海哈尔滨路的河岸艺术空间放映了这部影片。
《798站》是郑阔的处女作，在全国放映次数不多，相比更为人熟知的纪录片《暖冬》，郑阔说他更喜欢《798站》，“这个片子我是在很真诚地表达自己。”在映后接受采访时，导演郑阔告诉早报记者。
“798厂”原是1950年代民主德国援建的老工厂，自国有企业改制工人下岗，“798厂”一片荒芜。2001年开始，这座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群在艺术家们的修整和改造下获得了重生——社会主义工厂“798”蜕变为当代艺术的实验场，成为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
第一个进入“798”的是中央美院雕塑系，艺术家隋建国发现了这块被雪藏的“宝地”，空置的厂房成了雕塑系学生们的工作室。
摄影师徐勇在片中描述那时还是一片废墟的“798”，“进来黑乎乎的，走路地上都是渣土、废旧的机器零件，动不动可能就要摔跟头，玻璃也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但是依稀可以看出这个空间结构非常好，非常漂亮。”
前微软中国区副总裁康如松第一次来到“798”时被“惊艳”到了：“我想象不到北京会有那么漂亮的地方！”
后来，许多艺术家开始“驻扎”“798”：白宜洛、陈羚羊、陈文波、孙原、彭禹，不断有艺术家涌入，当时连崔健、吴文光、黄燎原、张元、姜文这些文艺界“大腕儿”都想进来。
艺术家苍鑫说，“当时就想把中国的这种先锋资源全部整合在一起。”而在“798”被社会认知之后，有很多并不是艺术界的人涌入。那会儿艺术很火，人人都想进来淘金，卖纪念品的、卖衣服的，甚至摆起了地摊。
郑阔与798发生关系源自他对朝九晚五的厌倦。出生于1974年、籍贯吉林的他，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被分到部队研究所搞载人航天。5年后从部队转业，他供职过各种公司，虽然一直想拍电影，但人家看他不是电影专业出身，“不太信得过”。在厌倦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后，郑阔辞了职，“如果再不拿起摄像机拍点东西，电影这一辈子可能只是一个想法、一个遗憾”。
2002年，郑阔首次造访“798”，“那会儿特别有味道，有艺术家、有工人，那个时候的环境很自由、很纯粹，那种感觉很好。” 2006年，郑阔开始在798艺术区一家公司工作时，政府接手了园区，“798”开始被改变。2008年的奥运语境里，“798”成了一个代表“文化软实力”的特殊景点，北京市政府文化部门举办了“798艺术节”，但未邀请园区内的艺术家参加；物业七星集团开始大规模改造园区，老厂房形态遭到破坏；园区里房租价位飙升，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则时不时“被”断水断电——“798”的气氛变得有些异样。
身处其中的郑阔，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采访了100多位艺术家和艺术界人士，于2010年完成该纪录片。“跟100多位艺术家聊天，每个人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艺术家们思维方式大相径庭，”郑阔很受启发，“跟上一个大学差不多。”《798站》中，郑阔把同100多位艺术家的谈话与他拍摄的艺术区的琐碎素材拼接在一起，又将颇具讽刺的当代艺术作品融入影像，从理论的层面讲述了在艺术表达、政治约束、商业诱惑和物业野蛮管理的夹缝中，当代艺术家的生存现状。
拍《798站》的过程中，郑阔赶上了2009年底到2010年初那场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区拆迁——“创意正阳”、“东营”等围绕“798”衍生的将近20个艺术区被列入拆迁计划，涉及上千名艺术家的工作室，一些艺术区遭遇强拆，艺术家们组织了名为“暖冬”的反拆迁艺术维权。
“我当时是抱着为《798站》拍一点素材的想法去的，结果‘暖冬’的发展超过了大家的设想……”郑阔说。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维权“胜利”之后，艺术家在分拆迁赔偿款时产生“内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所以最后剪辑的时候就没有放在《798站》里，单独剪辑出来成为了《暖冬》。”相比《798站》，《暖冬》相对客观，只把各方观点呈现出来，“因为那个事件本身很复杂。
”对于以前的“798”，片中摄影师朱岩的话代表了许多早期开拓者的想法，“早期非常好，进来以后你会看见，这些艺术家工作室的门基本上都是开着的，都在里边干活，干累了就串串门、聊聊天，晚上一块儿约着喝酒吃饭。”
现在，许多艺术家已经搬离，变得越来越“时尚”了，成了另一个“南锣鼓巷”——“游人如织，乱花渐欲迷人眼”。现在有了电影工作室的郑阔，有时也为资金纠结，“电影只是为了让生活更有意义，毕竟，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文化不是通过投资和市场行为建立的”
记者：《798站》拍完3年过去了，现在的“798”有什么不同？
郑阔：现在就是一个卖小商品的地方了。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798”吗？物业的目的不就是想租房子嘛，谁出钱高就租给谁，艺术家租不起就别租，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换了我们也会租给出价高的租户。这里面其实涉及对文化的态度，“文化创意产业”，你是要文化还是要产业？如果是要产业，那现在这样做就没错啊，地价都涨了；但如果是要文化，就像《798站》里费大为（评论家）先生讲的，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不是通过投资和市场行为建立的。
记者：《798站》的主观性很强，片中艺术家们虽然众说纷纭，但立场大致一致，你在纪录片里是否夹杂了自己个人的批判？
郑阔：有。任何一部纪录片都有作者主观的东西，但这个主观一定是以不歪曲事实为基础。100多位艺术家对“798”的改造都持同样的观点，那么这个问题恐怕有值得思考的地方。那时候关于“798”的片子已经很多，有政府版本的、企业版本的，却没有一个艺术家版本的，采访了那么多人，如何架构这个片子呢？最后决定以段落式的方式呈现。由他们自己讲园区的来龙去脉、对它的看法和它存在的问题。我在“798”生活，每天身临其境体会它的变化，我自己也有话要说，这是我想拍这个片子的原因之一。
记者：策展人曹恺在一次民间影展上说，郑阔的片子很像《焦点访谈》。你怎么评价自己的风格？郑阔：也不能说是风格，当时就是很自然地采取这种拍法，毕竟是第一次拍，没有更好的想法和经验，最后选择以艺术家的语言为主把它剪辑出来，可能就有了《焦点访谈》的感觉，我们开玩笑说片子里都是talking head（说话的脑袋），但这样比较直接，片子的现实意义可能比影像本身的意义要大很多，这并不是一个讲艺术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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