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永恒的记忆》
史上最全面超现实主义艺术展温哥华开展
近日，名为“我的梦境之颜色：艺术界超现实主义革命”的展览在加拿大温哥华开幕。该展览展出了超过80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350件顶级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现20世纪最主要的艺术流派之一——超现实主义的历史流变和深远影响。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艺术家们收集的来自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原住民的面具和图腾。这些来自原始部族的神秘图像，曾给予过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无穷的艺术灵感和启发。
原始面具：比超现实主义更超现实
此次在温哥华Vancouver艺术画廊展出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囊括了包括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列-布勒东、干将马克思-恩斯特、超现实主义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刚刚去世的被称为“最后一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莉奥诺拉-卡林顿以及超现实主义摄影先驱曼-雷、最著名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胡安-米罗等众多领军人物的代表佳作。是迄今为止在加拿大展出的最丰富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
尤为可贵的是，本次展览还展示了超现实主义和土著艺术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呈现了土著艺术的超现实魅力。据说，当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安德烈-布勒东第一次看到来自太平洋西北部土著人的面具时，他不由暗叹道：“比超现实主义还要超现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布勒东和很多其他超现实主义同伴被这些土著艺术所激发，成为这种艺术作品狂热的收集者。土著艺术的不羁形式和灿烂的视觉冲击力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吸引着他们，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一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收藏的土著艺术家的作品一起展示。其中，来自阿勒特贝夸夸嘉夸族的头饰最为引人注目。如今这件面具被加拿大阿勒特贝Umista文化中心永久收藏。
聚焦超现实主义：20世纪的一场“精神革命”
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和人类进入20世纪后的荒诞关系紧密，超现实主义者自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精神革命”。
“20世纪，欧洲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将西方文明与理性的大厦烧得面目全非。”谈到20世纪的艺术和生活，蒋勋在《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的开篇如此写道。20世纪，人类发明坦克、航母、原子弹，也创造出空前的自我毁灭能力。
艺术随着人类跨入20世纪，开始格外不安分起来，欧洲艺术在印象派开路后，各种主义流派纷纷涌现，各逞风流。艺术开始偏离传统的遵循真实的老路和杂乱的现实紧密呼应。首先，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让色彩从所谓自然色彩中解放出来，随后以勃拉克和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崛起，将自然物象分解成几何块面，挣脱了传统绘画的视觉规律和空间概念。
超现实主义接踵而来，1924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标志着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布勒东鼓励艺术家从以往的“合理性”的艺术桎梏中解放出来，充分利用、开发人类头脑中的无意识领域和梦境。西班牙画家米罗的1924年创作的作品《哈里昆的狂欢》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第一张代表作品。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主要有马克-夏加尔、卢梭、米罗、达利等。他们的作品充满幻想色彩和奇特风格，对20世纪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画家夏加尔的著名画作《我和我的村庄》，绿色的牛、马在天上飞，充满了梦幻色彩，看他的画就像在回放一个色彩瑰丽的梦境，“超现实派”一词就是为了形容他的作品而创造出来的。而另一位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达利，着力表现荒凉或令人不安的梦幻世界，1931年创作的《记忆的永恒》是超现实主义代表作，画面中预示时间尽头的瘫软的钟表，面目模糊的猛兽和荒芜抑郁的景色，带给人视觉与心灵的震撼。
二次大战前，由于希特勒对现代艺术的打压以及战争影响，很多画家流亡美国，超现实派绘画影响到新大陆，波及戏剧、舞台装饰、摄影、电影、等艺术领域。直到今天，超现实主义影响依然在延续。
土著艺术Vs超现实主义:都强调人的无意识活动
超现实主义者的宗旨是离开现实，返回原始，否认理性的作用，强调人们的下意识或无意识活动。这种有意为之的“精神革命”和土著艺术中对直觉的尊重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太平洋西北地区原住民艺术的热情发端于纽约，二战前夕，当欧洲从一战的影响又滑入法西斯主义，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很多艺术家逃至美国纽约寻求自由乐土。来到美洲地界，对所谓“真实”的艺术厌倦的艺术家们，转而对原住民艺术非常欣赏。对布勒东来说，转向所谓的原始艺术，是对当时欧洲社会“巨大的社会和道德危机”的一次必要的回应。布勒东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认为欧洲以及更广泛的西方是一个失败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理性”的胜利所带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以及对人类更多的折磨。包括马克思-恩斯特、库尔特-塞利格曼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美洲原住民艺术中看到了西方文化失落的想象力，他们感到其中蕴含着带给艺术革命性变革的秘密。
而对于另两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沃尔夫冈-潘棱和科特-塞利格曼而言，对土著文化的迷恋已经从精神上的兴趣推广至现实中的探寻。1938年，塞利格曼和他的妻子花了4个月时间周游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北部地区。塞里格曼为巴黎人类博物馆工作，此行他获得了很多充满仪式感的物件，以及一个16米长的Wetsuwet'en图腾柱。后来这个图腾柱在纽约首次展览时引起轰动。
受到塞利格曼旅途的启发，奥地利艺术家沃尔夫冈-潘棱1939年做了一次类似的旅行。他和妻子以及朋友沿着海岸线到阿拉斯加，数次拜访了著名的英属哥伦比亚艺术家艾米莉-卡尔(Emily Carr)。潘棱在一封信中向布勒东描述这次旅程，称自己被“长途跋涉穿越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的感觉”所征服了，壮阔的风景启发着他，将奇绝的想象力投射在画布上。
布勒东表示，超现实主义艺术和土著艺术有很多共同的倾向，两者为了占据充满启示性的情感王国，都意欲推翻意识和日常生活的霸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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