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石中元在家乡(随州市)神农氏像前
一个资深出版人的纪实(2)
——我的编辑出版生涯
石中元
从1990年我主编第一本书《中国当代杰出青年》算起，我作为责任编辑出版了150余种书，作为编辑室主任我复审书稿500多本。1993年12月我编辑出版的<<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出版后,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新华文摘>>等十几家报刊杂志书评、转摘。编辑的<<非政府论坛在北京>>，中央电视台1995年11月18日在“中国报道”栏目，作了出版介绍，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编辑的<<企业革命:失败与成功的症结>>一书，被列为1998年北京图书批发市场畅销书排行榜第7名。编辑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好书之一”(由席殊好书俱乐部组织全国50名知名专家学者无记名投票评选)。
编书多年，我有三点体会。一是：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不忘自己的衣食父母，心里要有“三个上帝”，即读者、作者、和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二是：文字编辑要养成读书和做笔记的习惯。三是：立下编好书的雄心壮志，以能编出流传后世、能被人收藏的书作为人生的最高的追求目标。
一、
先谈第一点编书的体会：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不忘自己的衣食父母，心里要有“三个上帝”，即读者、作者和出版社的主管部门。怎样处理好这三个上帝之间的关系，找准他们之间的平衡点，在工作中往往让我迷茫和困惑。
第一个上帝是读者。作为一个编辑来说，我想首先要想到三个基本的常识。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就是基本的常识：一是我们 为什么要编书?二是怎样编好书?三是这本书出版后有什么用处、在什么地方才能发挥出他的最大的用处?
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出版行为又是一种商业行为。图书的发行量、读者的需求是首先要考虑的。
图书的选题是前提——编辑是基础——发行是保证，这三者缺一不可。而实行这三者的前提是：应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编辑发行机构，这样出版才有前途。但是，我所供职的出版社的出版体制、发行方式还有许多落后的、封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政企不分、书号有价、行政发行，尤其是计划经济的等、靠、要思维模式，失去了自我造血的功能。
第二个上帝是作者，编辑手中没有一批常年联系的作者，就等于是无米之炊;所以，编辑要广交朋友，尤其是要交文化圈的朋友。我交朋友有这么几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朋友聚会、以文会友。前些年我几乎是每一个季度，在饭店里搞一次聚会，一年搞三四次，大家聚在一起，随便聊天，有书带书、有报带报，互相赠送。来参加聚会的有新闻界、出版界，编辑期刊、作家诗人、教授学者，大都是文化圈的人，聚会确实给我提供了不少出书的信息和稿源。前些年，我每年的书稿编不过来，我给人事出版社的编辑们介绍过不少的书稿。现在我没有这个兴趣和精力了，朋友聚会少了。第二个办法是走出去，主动去参加各种培训班、研讨班和文化讲座，这样能够认识很多人，得到很多信息。走出去，就是一种借力的表现，就是走向了发展。第三个办法是注意阅读和关注有关出版方面的期刊，从中获取信息。我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海的《编辑学刊》、湖北的《出版科学》、广西的《出版广角》等杂志，发表过有关编辑出版的文章。我与苏永能先生的交往，就是通过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报》认识的，1995年8月在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报》我发表了“电子出版物的现状及展望”一文，从而和苏永能主编成为了朋友。
出版的导向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的。图书的选题实质是对文化的选择。选择信息、选择作者、选择书稿。尤其是要选择好作者。选择作者不仅要了解作者的学识水平、专业修养、语言文字功底，还要了解作者是否适合承担此书稿的写作任务。如果没有最佳或恰当的人选，轻者事倍功半，重则前功尽弃。一部书稿，作者改了又改，编辑人员仍不满意;编辑人员只好自己伏案改动，却劳累不堪，实际上怪你自己—— 没有选择最佳作者——这种苦不堪言、劳累不堪的傻事，我干过好多次。但也有顺心顺手的书稿，前些年我曾经编辑出版过《实用行政公文写作与处理》、《实用电子公文传输与处理》这两本书，非常轻松，书稿质量很好，两本书同时出版。作者柳新华，是这方面的专家(中国行政公文写作协会的副会长、前烟台市政府秘书长)。近年我编辑的公务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丛书之一的《领导者怎样写文稿》也是很顺利，作者宁超群是湘潭市政府的才子，长期从事领导文稿的写作，十分老道。我编的《镇长日记》，作者李祖国是福建省泉州地区的基层领导者，爱读书写作，其为人为事的点滴日志，使我受益匪浅。编辑的《从周散纪》，其作者纪从周先生本身就是北京晚报的编辑、记者，出版《从周散纪》的过程，也就是我学习提高的过程。
编辑的诗集《行吟云水间》(著作者刘爱书为随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不少篇章闪烁着纯真的思想光芒，在活泼的童心中见到了岁月的艰辛，浓缩了刘爱书四十年多年来对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我从中受益很多。出版什么图书，不出版什么图书;能不能选择好书稿，能不能抓住一流的作者,这就看编辑有没有眼力。编辑的眼力，来自于编辑人员广博的学识、敬业爱岗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第三个上帝是出版社的主管部门。现有的出版体制，使我们蒙上了一层“官本位”的为人处世方式，与文化的产业特性相悖，阻碍了出版单位的市场化运作。为此，我常常迷茫、失望、无奈!
现有的出版机构设置就是中央的各个部委都有自己的报纸、杂志、出版社。不管是机构设置合理也好，还是不合理也好，这是既成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个空间里生活。我曾经在单位里说过，没有人事部(现已改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要我们人事出版社干什么!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为人事、人才、人物服务的同时，也同时形成了人事出版社的专有出版特色。我们的原人事部部长宋德福，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弥留之际，2005年、2006年我先后为他责编了《和谐公正清醒进取》、《八年人事制度改革行》两本书，虽然出版社经济上亏损了(作为责任编辑没有编审费、校对费，可以说无私奉献)，但这两本书，在我国人事系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宋部长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为国家人事系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想，心中装着读者、作者和本单位的主管部门这“三个上帝”，为“三个上帝”服务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生存和发展之道。
二、
第二点编书的体会：文字编辑要养成读书和做笔记的习惯，如果没有这个习惯，建议趁年轻时改行。
作为一个出版者，要广泛地吸纳当代科技文化新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我利用节假日等时间，珍重北京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东城图书阅览室、中国科技馆、北京展览馆、农展馆、博物馆等地，阅读报纸杂志，参观展览会，听免费科技环保讲座，随身带一个小本本，能够记的便随手写下来。我编辑并撰写出版的《公务员环境保护常识》、《公务员健康益寿常识》这两本书中，书中最新的环保理念，最新的养生保健知识、好多是现学现炒现卖，这点东西是学来的。
我的出版工作目标是：做学者型现代出版人;把做现代出版家作为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古代，编辑活动是学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主持编书的人多为博学鸿儒。这种将学术研究与编辑出版的创造性活动融为一体的文化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我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侧重于环境保护和养生长寿这两个方面。
出版者肩负传承文化的责任。古代学者曾为考证某文、某句、某字的真伪耗尽心血，因而给后人留下了数不尽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典籍。只有文化才有持久性，才没有暴发户的特征。如果我们丢掉了数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科技、经济再发达，也只能算是一个跟着别人跑的没有根的民族，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长期做到与西方民族平起平坐。为了树立一股立志要将传统文化开出新果的浩然之气。我曾经读过一些经典著作，如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学的《论语》、《孟子》，佛教的《金刚经》、《六祖坛经》等书。我先后发表了“老子文化出版的回顾与思考”(载《出版科学》1994年1期)，“东方哲人的宇宙歌——我读道德经”(载《东方文化》1994年5期)，“孙中山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载<<北京日报>>1997年10月4日)，等数十篇有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章。
同时我个人也写了一批书，有环境保护著作《来自地球村的报告》、《绿色生活手册》、《绿色生活面面观——衣食住行除污染》、“环境保护提示丛书”《了解环境》、《治理环境》和《生活环境》。有养生保健丛书一套三本：《衣食住行指南针》、《防病祛病避风港》、《养生长寿加油站》)等。我倡导并身体力行简朴的绿色生活。
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编辑，应“五书俱全”：①要会看书;②要会买书;③要会卖书;④要会编书;⑤要会写书(起码要学会写书评)。我在我所领导的部室，每年进行若干次读书学习交流会。要求大家每年读6到12本书，要求大家每年写2到3篇书评，争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我在编辑室给编辑们讲的一课是：什么是经典图书(经过历史汰淘、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权威著作);讲了什么是善本书(因其书年代久远而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将这次读书体会写成了“要精读传统文化精典”一文，发表在中国人事报2006年8月14日。还讲了新中国刚成立时，即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出版家王益先生提出了六条做好发行的标准。做好发行的六条标准是：①要让不读书的人读书;②让读坏书的人读好书;③让看不懂书的人看懂书;④让找不到书的人找到书;⑤让买不起书的人买得起书;⑥让读者看了书还能够提意见，再出版时改进书——这六条发行的标准引起了我的思索，我特意在读书交流会上，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我号召编辑们经常抄写资料卡片，研究点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成天与书打交道的编辑，却不喜欢看书，能编出好书吗?在我们这个物质日益丰富而心灵枯萎的时代，更要多看点书来充实自己、来修炼自己、来约束自己，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去坑蒙拐骗、不至于去行贿受贿、去巧取豪夺;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走向疯狂、走向残废。
有良好人文素质的人，想象力活跃，富于创造性，“情商”参数高。而一个没有经过人文训练的人，就会显得经验贫乏，情趣不丰富。我个人体会到：通过读书学习，重新认识自我、纠正自我，重新认知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从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视角。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使我们大家在一个单位里，能够创造性的开展编辑出版工作，使大家在一个单位里活出生命的意义来。
三、
第三点编书的体会：立下编好书的雄心壮志，以能编出流传后世、能被人收藏的书作为人生的最高的追求目标。
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志大才疏，这一辈子也没有编出一本能够流传后世的书——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追求过，奋斗过。不是有人说，目的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其乐无穷、活得充实和愉快，这就行了。
要编出好书，其中有一个环节不可缺少的是：要学习、了解、借鉴我国历史上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好的做法和编辑出版中的优良传统。
古人编书有三点值得今人借鉴：一是重教化。孔子整理“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以“垂世立教”为宗旨，重在立德，警世戒人。让人们知道，怎样做人，怎样修身养性。从修身养性开始，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重学术。编辑出版活动与学术研究、创造活动融为一体。从孔子整理六经到清代的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都重视撰写题要、序跋，考辨学术源流。三是重选择，重视选编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经过整理加工，才能成为公开流传的书籍。
民国时期的编辑出版，继承了古人编书的良好传统。我十分钦佩上世纪三十年、四十年代的一批文化人。近现代的文人学者，如严复、魏源、张元济、鲁迅、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等，在继承古代编辑活动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提供了新的编辑思想和经验。他们的出版经验可以归纳为5点。一是以昌明教育、开启明智，提高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为宗旨。二是传播西学，沟通中西文化，进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革新。三是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重视编校质量，编书以方便读者为原则。四是在不违背事业性的范围内，必须尽力去赚钱;因为赚的钱越多，出版事业才能做得越大。五是重视队伍建设，热心发现和培养人才。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时，培养了一大批编辑人才和作者队伍。鲁迅在审改作品中奖掖青年，发现新人。
我没有编出什么流传后世的文化含金量高的书，但编了几本有些影响的书，如1993年12月出版的《唐宋诗书画欣赏》。精选了以唐诗宋词为主的64首古诗文，配有64幅绘画和64幅书法作品。该书主编郭永琰先生特邀请著名书法家、画家精心创作，书法绘画作品首次公开发表。在编排中采用一诗一书一画集结出版，图文并茂、融艺术性与欣赏于一体。老将军杨成武曾为此书题词：“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北京电视台以此为脚本, 于1994年开办了“古韵琴声”系列电视节目。乔石委员长派专人来购此书。
近两年我策划和编辑了一套公务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丛书，总计8本。2005年先出了4本：冠名丛书为公务员自然科学丛书——《基因工程概论》、《生态环境与生态经济概述》、《生物防治概述》、《食品质量与安全》(舒惠国著)。2007年后又出了4本：《公务员环境保护常识》、《公务员健康益寿常识》、《领导者怎样写文稿》、《森林饮料的兴起——预防现代病》。最后丛书冠名为：公务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丛书丛书。丛书出版后，我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书评：一手操纵计算机、一手拿着《论语》——有感《公务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丛书》的出版。我在书评中强调，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分道扬镳——科技发展愈快，产生的副作用也愈大。如核技术、克隆技术，有难以估量的潜在危害，这就需要弘扬优秀的人文精神，营造宜人的和睦环境。
“公务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丛书”着意凸显人文精神。历史上的中国人将《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奉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渊源，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独有偶，日本现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明礼诚信的经商理念。他生前号召日本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涩泽荣一熟读四书五经，一生创办了500余家企业。
涩泽荣一的义利观，在当代我们可以解读为“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操纵计算机 ”，这只不过是一通俗的说法，其实质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都要要，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都要有，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
注：2008年9月，中国继续教育联合学院、北京创新求实文化传播中心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全面提高期刊质量编辑研修班”，此文是笔者在新疆研修班上的讲话稿。此文载湖北随州市《编钟》杂志2009年4期。
延伸阅读)))1994年以来石中元发表出版方面的学术论文(目次)
老子文化出版的回顾与思考 载湖北《出版科学》1994年1期
电子出版物的现状及展望 载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报》1995年8月号
西方出现老子热 载《南昌晚报》1996年7月2日
我国电子出版物的现状与展望 载北京<<中国青年研究>>1997年3期
读书人的骨气 载北京《京郊日报》1997年5月9日
读书美容与娱乐治病 载四川<<海峡两岸>>1997年8期
腹有诗书气自华 载<<南昌晚报>>1997年8月16日
我们到底丧失了什么?(出版杂谈) 载<<工人日报>>1997年10月31日
你想过这些问题没有 载<<西藏日报>>1996年3月报10日
现代写手们 载河北<<文论报>>1998年2月5日
老子热二题 载<<北京日报>>1998年11月4日
寻找整体感觉—— 读<<学问中国>> 载北京<<21世纪>>1998年6期
电视文盲──丧失阅读和思考 载《中国科协报》1999年3月7日
读书俱乐部悄然兴起 载 <<中国国门时报>>2000年8月18日
国际人才交流的数据库 载上海<<国际金融报>>2000年3月30日
把握知识经济 跟上网络时代 载上海<<国际金融报>>2000年9月28日
传递编辑经验：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载<<新闻出版报>>2000年11月2日
呼唤蓝天、碧水、绿地——中国绿色刊物在行动 载《生态经济》杂志2002年10期
老子出版古今谈 载河北《旧书信息报》2002年7月22日
经典文化与儿童诵读 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5月29日
人文关爱溢书香──中国出版人谱写绿色乐章 载广西《出版广角》2002年11期
“绿色出版物”一瞥 载上海《编辑学刊》杂志 2003年1期
西方老子热与古今老子学 载《北京日报》 2003年3月3日
书犹药，善读可医愚 载西安《医药与保健》杂志 2003年2期
信息时代巧读书 载《中国人事报》2007年1月8日
文涛书海觅轻舟 载《北京日报》2007年2月25日
世纪之交的道家文化研究与出版 载《江苏道教》2011年1期
实体书店的倒闭与云书时代的来临 载出版商务网 2011年9月13日
培育文化消费 形成阅读习惯 载《出版商务周报》2012年04月26日
诗情画意 相得益彰──欣赏《唐宋诗书画欣赏》
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诗歌、书法、绘画是三颗璀璨的明珠。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法既有画的意象，也有诗的情韵，诗书画像同胞三姐妹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的《唐宋诗书画欣赏》，在编排中采用一诗一书一画集结出版，图文并茂、品味高雅，融艺术性与欣赏于一体，既有欣赏价值，又有收藏保存价值。
该书精选了以唐诗宋词为主的64首古诗文，配有64幅绘画和64幅书法作品。特邀请著名书法家、画家精心创作，书法绘画作品首次公开发表。老将军杨成武曾为此书题词：“诗情画意，相得益彰”。
为便于理解诗意和了解书画创作的基本常识，在每首诗后附有译文，点评、书画欣赏指导的文字。该书既可以成为公务员的休闲读物，成为陶冶性情的益友，又可以成为语文教学的参考资料和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
郭永琰.主编 《唐宋诗书画欣赏》中国人事版 1993年5月版 /载《中国人事报》2006年3月6日
康雍书法欣赏/摘自《唐宋诗书画欣赏》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摘自《唐宋诗书画欣赏》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鹿柴》/摘自《唐宋诗书画欣赏》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摘自《唐宋诗书画欣赏》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摘自《唐宋诗书画欣赏》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摘自《唐宋诗书画欣赏》
以上摘自石中元等著作《文苑撷趣——打捞我的笔墨生涯》
143760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