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书画艺术品“双胞胎”或“多胞胎”问题，不少藏家会在心中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但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并非书画界自古流传的毒瘤，而是随着资本社会与工业文明的发达“变了味”，正如一句老话所云：经是好经，念经的不一定是好和尚。再如“服务行业”一词，本是国家提倡“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概念，但现下已映射为“藏污纳垢”的代名词。本文试图为真正有价值的“多胞胎”艺术品溯本正名，并揭示伪艺术家“生产加工”多胞胎作品的种种心理。
如何看待古代与近现代画作的“双胞胎”、“多胞胎”现象
第一种出现“多胞胎”的情况是：唐宋以后，画师们在绘制巨幅作品时常常要先画出精细的底本，称为“小样”或“副本”，如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八十七神仙卷》，在构图与人物造型上都很接近另一件藏于美国乐志堂的《朝元仙仗图》，后者传为北宋武宗元所作，而这两幅白描作品与元代永乐宫三清殿的壁画《朝元图》的画面几乎如出一辙，由此推想，古代服务于宗教壁画的粉本出现“多胞胎”的情况十分常见。
另一种出现“双胞胎”的情况是：古人对先贤名迹的追忆与摹写。如仇英就曾大量仿制明代巨贾项元汴家中所藏的唐宋名作，作品几可乱真。时下热议的《富春山居图》更是有“无用师卷”和“子明卷”两本，后者传为王翚所画，若用“作伪”二字来形容王翚临仿此画的初衷，似乎有失偏颇。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幅元代王蒙的《花溪渔隐图》，同一构图，同样的精彩，若言真伪，此二画又作何解？
第三种情况是：画家对所画题材或意境的迷恋，抑或是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典型者如李可染先生画的《万山红遍》，先后画了7遍，构图初看大同小异，实则是对黄昏暮霭下特定意境的精准描绘，从专业角度分析，李先生很有可能在尝试朱砂与水墨的完美结合，自古便有“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的审美标准，而将水墨走向深厚，本身就对敷色的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古人上色都要弱化水墨与笔线的强度以衬托颜色的主导地位。再次，我们可以理解为李先生用7张画来实现对主席“万山红遍”这一诗意的探索，诚为可贵。
第四种情况：画家以作伪来牟取名利，典型者如张大千。他的画在早年并不为人所看好，甚至被不少人嗤之以鼻。但张大千为人大方、出手阔绰，又迷恋古人书画名迹，因此大量仿制名作甚至售往国外换取资金以充盈“大风堂”的收藏与全家生活开支。如今，张大千的“伪作”甚至超过了原作数倍，对此，藏家又作何解释？
因此，对于古代与近现代画家及画作产生的“双胞胎”与“多胞胎”问题似乎应该辩证的去看待，立足点仍然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再结合作品产生的背景综合考量其艺术价值。
如何看待当代书画“双胞胎”、“多胞胎”现象
笔者的观点十分明确：为了新时代的藏家负责，应采取彻底否定与排斥的态度。现如今，“大师”、“一级美术师”、“会长”、“院长”等头衔不断泛滥；人人争当艺术家，个展、画册、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画廊、拍卖会大肆炒作等新兴现象是古人所无法梦见的，这就决定了对待古今同有的“多胞胎”作品现象不同的对待方式。笔者曾走访琉璃厂、798艺术区、酒厂艺术区等几个画廊集中的场所，画廊的经营者与藏家们对当代画家作品的“多胞胎”现象都是深恶痛绝。
当代画家生产加工“双胞胎”、“多胞胎”作品的心理浅析
一方面，画家本身创作欲望减退与精品概念的不断缺失是导致画家复制自己作品的内在根源。
更重要的是，外部经济利益的诱惑与应接不暇的应酬，使画家不得不追求产量，人人争先，个个奋勇，颇有大跃进时期追求“多快好省”的架势：面对大牌名家，藏家们纷纷采取先付钱再取画的“诚信”表现，让画家不愁销路，争先“印钞”；民众收藏意识的不断提升，致使亲朋也不断索画；画家频繁外出采风与参加各种活动，应酬与答谢地方领导的款待；出画册、应对媒体宣传等出版机构的“画债”；用书画谋取高位，上下打点，变相行贿；藏家普遍偏爱画家作品的典型风格，以利于变现，而画家更是极力迎合“财神”们的需求；这种种现象让画家们难以招架，它们共同促进了“流水线”现象、简单复制、“多胞胎”等书画圈的扭曲现象。
资深藏家刘文杰先生曾言：“真画真价，假画假价；好画好价，次画次价；特殊好的画特殊价”。那么，对待不同时期出现的“双胞胎”、“多胞胎”现象，藏家们是否应该擦亮自己的眼睛，辩证地去对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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