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东桃李花”是唐代诗人刘希夷的拟古乐府《代悲白头翁》的头一句。作者在这首诗中抒发的“韶华易逝，物是人非”的感怀，也表达了我的很多感受。
曾几何时，我们还是青春年少的姑娘、小伙儿。
好像就在昨天！
去年，长影译制片厂举行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长影译制片创始人袁乃晨打来长途说：“当年我到上海见到你时，你和赵慎之都还是小姑娘。”那时我们都只有二十四五岁。而胡庆汉、杨文元还比我们小一两岁。比我们大几岁的邱岳峰、尚华也还不满三十。算上常来我们厂工作的孙道临、卫禹平等人，也不过刚三十出头。今天看起来，真可以叫姑娘、小伙儿了。
甚至，“四人帮”倒台之后，我们已经年届半百，仍然觉得来日方长，不曾意识到老之将至。
可是，很多事情都来到了眼前。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故事片厂调来我厂的卫禹平就得了中风。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眼睛严重双影，不能看书甚至也不能看电视，话也说不清楚了。我们有时去看他，想讲一些厂里的事或者社会新闻给他解闷儿，他总是一副木然的表情，也看不出他对这些是否有兴趣。不由让我想到《代悲白头翁》中所言“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王孙公子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卫禹平的父亲是天津的名医，他自己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是学大提琴的；孙道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都称得上是“王孙公子”了。
卫禹平和上官云珠是我考“北京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的考官，也可以说是引我进入电影界的恩师。而且他也是来我们厂工作最多的一位前辈。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苏联片《伟大的公民》中配沙霍夫，我配沙霍夫的母亲；“文革”中，他在美国片《春闺泪痕》中，配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落下残疾的士兵，我配他刚刚怀了孕的年轻妻子；在德、意、罗马尼亚合拍片《罗马之战》中，他配罗马城防官，我配哥特女王。大家在一起加班加点，甘苦与共，差不多并肩工作了一辈子。他为人活跃，会打篮球，会拉大提琴，特别会侃大山，什么事到他嘴里，都会变得活龙活现，趣味盎然。所以他一来，有点空，我们就会围上他，听他“吹牛”。
上世纪90年代，毕克由于哮喘病严重发作，不得不装了呼吸机。这位一辈子靠着语言工作的配音演员，再也不能说话了。而且不知为什么，还拔掉了满口的牙齿。但是他的头脑却非常清醒，对自己的处境明明白白。有一次，我去看他，我说：“医生告诉我，你的病最近有好转。”他友善地苦笑一下，在小黑板上写道：“我的病不可能有好转了。”这就更让人感到心疼。
庆祝电影百年的聚会上，我在后台看到孙道临坐在那里。我走到他面前喊了他一声，他抬起头来望着我，客气地点头微笑，完全是对待陌生人的样子。我不由心里一惊：“他不认识我了！”他自50年代来我们厂配《列宁在1918》和《白痴》，60年代又来配《王子复仇记》。“文革”中，搞内参片那些年，由于他英文好，能做翻译，能做导演，还能配戏，几乎成了我们厂的人。他翻译剧本，我帮他对口型；他导演的《春闺泪痕》，我配女主角；还在有些影片中一块配戏，是多年一起工作的同事。潘我源回上海时，我告诉她：“你知道吗？道临不认识我了。”她说：“不认识你算什么，他有一次，连自己女儿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想当年，他是何等风流潇洒！《渡江侦察记》中的连长，《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侠，《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引得多少影迷的倾慕。
我还记得，大概是1954年吧，孙道临、卫禹平，还有刘琼、毕克一帮人，在梵皇渡路618号院子里的篮球场上，举行了一场比赛。他们的运球、投篮、传接、抢断，依然历历在目。就像刚刚洗印出来的拷贝，清晰而鲜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老卫就走了。而今，更不停地传来“道临走了”，“刘琼走了”……以至与我朝夕相处半个世纪的毕克、尚华也走了，这才猛然感到，真像《代悲白头翁》中所言：“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特别是每当院子里桂花飘香的时候，更是不由得想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深感我的同时代人已经逐渐远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初创时期的老兵队伍已经凋零殆尽了。
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朵孤独的浪花，和我一起被冲上岸的那股大潮都已渗入沙滩，了无踪影，唯有我还寂寞地留在沙滩上，放眼四顾，已经没有多少同伴了。
……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自然法则。
想到此，唯有更加珍惜有限人生的今天；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
143760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