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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中国大展:62幅真迹和他的一生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1-11-18  浏览次数:498
然而毕加索一生横贯多个美术流派,他的艺术理念和实践对于缺乏现代艺术熏陶的普通观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理解难度的。专门前来捧场的香港影星张曼玉就表示,最喜欢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粉红时期”的作品。这是毕加索20到25岁的创作,属于早期写实风格,这部分作品只占大展十分之一不到。而毕加索进入立体主义以后的各个时期作品,相对则更加抽象和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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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幅毕加索真迹,50幅摄影作品,“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毕加索作品展。此次展出的作品中包括了他七位妻子和情人中的六位,从中可以读出毕加索感情经历和创作发展的脉络。 

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穿着领口夸张的白色小丑服,头戴尖帽,手持面具。白色、黑色和红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画面构图单纯而富有装饰性。10月18日,这幅名为《扮小丑的保罗》的著名画作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亮相,画的作者——也是画中小男孩保罗的父亲,就是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这位20世纪最具名望的艺术家拥有无人能及的辉煌人生: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画家;在西方的多次民意调查中,他均以高票当选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他的作品一直引领世界艺术品拍卖的天价纪录,在拍卖价最高的前十名画作中,他的作品占了4 幅;他一生有多位妻子与情人,每段轰轰烈烈的爱情都让他的画风有新的改变…… 

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举办的“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囊括62幅毕加索真迹及50幅记录大师生活的摄影作品,全部来自法国国立毕加索博物馆,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迎来的最大规模的毕加索作品展。 

毕加索作品上一次大规模来到中国内地还要追溯到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时带来了25幅毕加索作品。此后的28年里,只有佳士得、苏富比(微博)等国际拍卖公司间或带来少数几件毕加索作品,中国内地观众从未有过系统了解毕加索一生创作风貌的机会。 

“巡游世界”的毕加索 

1881年10月25日,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鲁兹家的玛利亚·毕加索刚刚生下的小男孩没有呼吸,产婆束手无策。孩子的叔叔萨尔瓦多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吸足一口雪茄,弯腰对着孩子的鼻孔一口喷去。鲁兹家的长孙开始大哭,“苦着脸,怒吼着”闯入人间。伴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与艺术创作,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这个名字名扬世界,甚至成为绘画大师的代名词。 

毕加索曾经说:“我小时候已经画得像大师拉斐尔一样,但是我却花了一生时间去学习如何像小孩般画画。”这句话被看作是他一生的写照。 

毕加索的父亲是一位绘画老师,遗传自父亲的艺术天份在幼年的毕加索身上就有了淋漓的展现:会说话之前,他就会描画;8岁时,毕加索就完成了第一幅油画作品《骑在马上的斗牛士》。在毕加索92年的生命历程中,有80多年的时间在从事艺术创作。他一生留下了几万件作品,包括1885幅油画作品和7000多张素描,晚期还有大量的雕塑、陶器和装置艺术作品。 

毕加索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留下《亚维侬姑娘》、《格尔尼卡》等一大批经典名作。在画家毛焰眼里,毕加索就像“一个国王般的大师”,他个性鲜明,风格多变,历经现代主义的各个潮流,一直到晚年他的创新依然层出不穷。“毕加索本身就是一个天才,他异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又让他成为一个传奇。现代主义一百年间,没有艺术家能拥有他那么大能量,没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1985年,法国国立毕加索博物馆(下文简称“毕加索博物馆”)成立,陈列着毕加索继承人从1979年开始相继捐赠给法国政府的全部作品。馆长安妮·巴达莎莉(Anne Baldassari)将这座博物馆称作“献给毕加索作品的重量级专题博物馆”。毕加索的继承人们最初的捐赠是为了以“艺术品冲抵遗产税”,经过多次捐赠及毕加索博物馆的积极采购,现在该馆共藏有5000幅毕加索作品。同时,为了方便研究毕加索的作品,毕加索后人还将20万件毕加索的“私人档案”托付给毕加索博物馆,包括2万多封信件手稿,11000多件报章媒体剪报,15000多张照片。 

毕加索博物馆位于巴黎旧城玛黑区,是一栋17世纪的贵族豪宅。因为当时委托建造的屋主是盐税官,这栋建筑又有“盐馆”的别称,并沿用至今。该馆于2009年底闭馆进入扩建修缮期,并计划在2013年春天重新开放。此次扩建工程耗资高达4500万欧元,而法国文化部仅出资1900万欧元,剩余部分则需要由博物馆自行承担。 

从2008年开始,毕加索博物馆携典藏毕加索作品开始了全球“化缘”之旅。馆长安妮·巴达莎莉表示,他们已经完成马德里、阿布扎比、赫尔辛基、东京等地的展出。截至到2011年上半年,借展收入已经达到1600万欧元。 

对于向其他国家借展,安妮·巴达莎莉一直面临着各种非议。她觉得自己即便花上整天的时间,也没办法向抗议的人解释清楚这么做的合理性。“但是怎么办呢?因为经济危机和扩建工程,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安妮·的巴达莎莉说,“上一次毕加索作品来中国是在1983年,大家已经等了28年,下一次可能还要再等50 年,甚至更久。你也可以把这看作一次属于中国的机会。” 

2009年8月,得知毕加索博物馆闭馆整修的消息,台湾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高玉珍便开始与法国方面联系,希望可以将毕加索的作品带到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与台湾《联合报》共同策划了“世纪大师毕加索”特展。法方则希望同一批作品随后到上海、北京、新加坡和韩国展览。 

 高玉珍邀请了五位专家,从毕加索博物馆的典藏清单中挑选出毕加索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些作品的保存状况不是很好,有的则到其他地方巡展了。”高玉珍等人先后两赴巴黎,发了几百封邮件沟通借展细节。 

2011 年元旦,高玉珍收到了来自毕加索博物馆的一份新年礼物——所有她希望借展的作品都敲定了,一共62幅作品,同时展出50幅毕加索的照片。展出作品涵盖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粉红时期”、“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既有毕加索14岁时的画作《赤足的少女》,也有毕加索逝世前两年创作的油画《星期日》。 

《赤足的少女》是毕加索最为珍爱的作品之一,曾经跟随他几十年。毕加索临终前,这件作品就挂在他的床头。毕加索的传世名作《亚维侬姑娘》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高玉珍借的创作于1907年春天的《女子胸像》等几幅作品,正是创作《亚维侬姑娘》前的习作。 

2010年5月,毕加索作品《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在纽约佳士得拍出1.06亿美元的高价,成为当时全球最贵的艺术品。而在台湾展出的《静物:胸像、果盘与调色盘》,与《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创作于同一年,色彩和表现手法等也颇为相似。 

毕加索和他的爱人们 

毕加索有着复杂的感情经历,他先后有7位妻子或情人。毕加索一直在画自己的生活,他的作品中既有大量带有自传性质的自画像,他的妻子、情人、子女和朋友们也均为他绘画的内容。 

“在研究毕加索时,他的感情世界是不可忽略的,‘世纪大师毕加索’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我们做了一个图表《毕加索展的爱与艺》,将毕加索七段感情经历的邂逅时间、爱情事件和艺术事件分别列出,观众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创作发展的脉络。”高玉珍说。 

毕加索与第二位情人艾娃相爱时,艾娃已是有夫之妇。《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作于1913年,是毕加索的名作之一,画中艾娃的脸变成了一条垂直的裂缝,淡褐、粉红、胭脂红等丰富的色彩充斥着画面。这个时期,毕加索用拼贴的手法创作,逐渐发展出“综合式立体主义”等多元风格。“艾娃在1915年因肺结核去世,毕加索有关她的作品并不多,我本想借毕加索博物馆收藏的一张,但是法方并没有同意,”高玉珍说:“这次展览中,毕加索的7位妻子、情人只来了6位。” 

1904年,23岁的毕加索正式到巴黎定居。塞纳河北岸蒙马特高地有一幢即将坍塌的建筑物,这里就是清贫的毕加索和朋友们寄居的地方,他们还给这个建筑起了个名字叫“洗衣舫”。在这里,毕加索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个女人——美丽的犹太姑娘费尔南德·奥莉维埃,他们很快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同居生活。 

和费尔南德在一起后,毕加索的画风变得日益明快。柔和的粉红色调开始渗透到他的画布上,并成为主要的颜色,毕加索完成了从“蓝色时期”向“粉红时期”的转变。此次展览中的青铜雕塑《女子头像》便是1904年到1906年期间,毕加索为费尔南德创作的。他先做了泥塑的头像,后来又翻成青铜。头像由大大小小的几何面结合而成,这种做法被后来的未来主义、构成主义的雕塑家们加以发展,促成了现代雕塑的第一次高潮。 

1933年,毕加索已经红遍欧洲,依旧穷困的费尔南德写了一部回忆录《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在这本书中,费尔南德并没有指责毕加索,只是平实地叙述他们曾经的生活。 

在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上,有三幅作品足以体现毕加索混乱的感情生活。创作于1936年的《百叶窗前沉睡的女子》和1937年的《玛丽·德蕾莎为肖像》描绘的主角都是毕加索从1927年就已经认识的情人玛丽·德蕾莎。事实上,早在1918年,毕加索就已经和欧嘉·科克洛瓦结婚,玛丽·德蕾莎一直是他的秘密情人。从这两件作品中,似乎能读出毕加索对于玛丽·德蕾莎的一丝不舍,因为在创作这两幅画时,毕加索又认识了年轻迷人的朵拉·玛尔。在世博中国馆,观众可以看到毕加索创作于1937年的《朵拉·玛尔肖像》。这幅作品中,线条的使用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丰富艳丽的色块。在众多的妻子、情人中,朵拉· 玛尔对毕加索的影响最大,她常常为毕加索画画的过程拍照片,这给后人留下有关毕加索的珍贵资料。 

一天,毕加索在画室作画,朵拉·玛尔像往常一样在为他拍照,玛丽·德蕾莎突然到来。毕加索先是一惊,接着仍然一言不发地画画。朵拉·玛尔和玛丽·德蕾莎相互谩骂、撕扯,玛丽·德蕾莎打了朵拉一拳之后便痛哭着跑出画室,朵拉满嘴是血,瑟瑟发抖。整个过程中,毕加索始终冷眼旁观,就像在看动物园里的两个动物在表演。 

1943年的一个晚上,毕加索和朵拉在餐馆吃饭时发现邻桌有名气质优雅的少女,她长着蓝色的大眼睛,戴着绿头巾。毕加索忘记了身边的朵拉,端起一碗鲜草莓向邻桌走去,认识了蓝眼睛的弗朗索瓦丝·吉洛。此时,毕加索62岁,弗朗索瓦丝21岁。几天后,毕加索在给弗朗索瓦丝看雕塑时吻了她。不久之后,弗朗索瓦丝就进入了他的画作。备受冷落的朵拉曾经一度精神错乱,“作为艺术家,你也许是伟大的,可是作为人,你在道德上一钱不值。”她愤怒地对毕加索说。 

弗朗索瓦丝先后为毕加索生下了儿子克洛德和女儿帕洛玛。此次展览中,有一件创作于1954年的作品《作画的克洛德、弗朗索瓦丝和帕洛玛》。实际上,1953年,毕加索与弗朗索瓦丝就达成了一个谨慎的协议,他们之间的相处保持一定距离。1954年之后,弗朗索瓦丝与毕加索正式告别,这使绘画大师毕加索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因为弗朗索瓦丝是唯一主动离开他的女人。 

1964年,弗朗索瓦丝撰写的《与毕加索一起生活》一书出版。毕加索极为恼火,他再三上诉,要求查禁,还纠集了40多名文艺界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宣言。弗朗索瓦丝的辩护律师曾经有一段精彩的辩驳:“毕加索不是镶嵌在玻璃画上的圣徒,难免会有错误,所以也可以受到批评。吉洛夫人并没有超越传记作家的权力,一部传记不必一定是一篇颂词——毕加索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乐于为公众所熟知,他曾经穿着斗牛士的服装,马戏团丑角的服装或赤条条地躺在澡盆里让人拍照,刊登在杂志上,而今天,他突然表现出保密的癖好,但却迟了。” 

毕加索最终败诉。判决那天,他打电话给弗朗索瓦丝:“你赢了,好啊,我向你致敬。”从此,毕加索断绝与弗朗索瓦丝及其两个孩子之间的一切联系,直到去世也没见过他们。 

毕加索的多位妻子、情人都无法“善终”,玛丽·德蕾莎和杰奎琳选择了自杀,欧嘉·科克洛瓦濒临崩溃,朵拉·马尔曾一度精神错乱。弗朗索瓦丝打破了这个“魔咒”,将近90岁的她不久前在纽约接受媒体采访,“毕加索永远在对他的女人们撒谎,为的是让她们顺从地围绕在自己身边。”弗朗索瓦丝说,“《格尔尼卡》的作者不是一个天使。也许,普通人的伦理价值观并不适合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画家。” 

艺术家岳敏君在看完《毕加索和他的情人们》一书后评价说:“毕加索的激情、活力与荷尔蒙是与生俱来的,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艺术盛宴或是一场豪赌? 

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筹划“世纪大师毕加索”特展的过程中,上海天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定伟就希望将这个展览的下一站定在上海。这个消息让安妮·巴达莎莉喜出望外。 

各地毕加索大展的主办方都需要向毕加索博物馆支付100万欧元的借展费用。同时,展品的运输和保险费用惊人。保险公司限定每架飞机上展品的价值不能超过1亿 5000万欧元,而毕加索博物馆的规定更苛刻,要求每架飞机运输的展品不能超过9000万欧元。这意味着价值6亿多欧元的62件毕加索原作必须由8架飞机分别运输。 

在台湾,早已形成了由私营企业出资引进高规格艺术展览的模式。高玉珍表示,台湾历史博物馆平时的门票为30元新台币,而“世纪大师毕加索”等特展的门票则控制在3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元)之内。特展人气很旺,主办企业可以获得不菲的门票收入。同时,还可以开发衍生产品,并依靠特展巨大的社会效应寻求赞助。 

“就这次毕加索特展而言,历史博物馆只负责场馆、展品挑选和布展等学术部分,商业运作都由合作的《联合报》来负责。”高玉珍说。 

而在中国内地,特展往往都由国家出资,尚未形成私营企业办特展的成熟商业模式。与台湾的承办方相比,上海的展览还多出了场地的租借、搭建和布展费用。谢定伟说:“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设定的目标是不亏本。” 

谢定伟先是找到上海美术馆的负责人,但不久之后,文化部发文要求全国各地的美术场馆在2012年底之前免费开放,上海美术馆从3月5日起便向公众免费开放。 “对于一个商业大展而言,门票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免费开放意味着毕加索大展将与上海美术馆无缘。”谢定伟告诉记者。 

此时,“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的协议已经签订。谢定伟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又重新开始寻找展览地点。综合考虑场馆的地理位置、容纳人数等因素之后,谢定伟的团队找到了即将闭馆的世博会中国馆,尽管这里的租金要远高于上海美术馆。 

但世博中国馆仅仅是一个普通展览场地,完全达不到美术馆的要求。谢定伟说,法方对温度、湿度的要求极严,展厅温度必须在21℃到负2℃,湿度必须在45%至 55%,为了更好地控制温度、湿度,必须在中国馆内专门搭建一个封闭的空间,同时还要安装全套的消防、空调和安保系统。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的上海主办方在世博会中国馆内建了一个1800平方米的“馆中馆”,安妮·巴达莎莉对于展览场地和安保赞不绝口。虽然这个“馆中馆”是一次性的,到2012年初毕加索大展结束时就要拆除,但所需要的费用却和天价的场地租金不相上下。 

此次大展采用一级保卫,观众进入展厅要经过三四道门,每道门都有专人看守。展厅大门口,保安对进入展厅的人都要进行身份核对登记,记录下每个人进出展厅的时间。展厅内布置了100多个摄像头,夜间有红外线探测器,保安人员总数达到200多名。展厅监控室内,有6个大屏幕呈现展厅的状况,每个大屏幕上都有16 个画面,展厅的各个角落都被收录进来。此外,中国馆还有一个更的大监控室。 

粗略算来,在上海举办这次大展总投资将近5000万元人民币,与不久前在毕加索大展的台湾之行相比,多出了巨额的场租和搭建费用。 

谢定伟算过一笔帐,90天展期里,这个展览最多接待70万人,扣除赞助赠票,平均每张票80元,门票总收入也不超过5000万元;展厅外有一个400平米的卖品部,出售几百种衍生产品;大展目前已经接收1000多万元的赞助,部分是与大展相关的物料赞助。在海外,对于顶级艺术大展及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被看作是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可以因此获得税收方面的优惠。但在国内,企业赞助顶级艺术展的社会及政策环境都不成熟。

“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对社会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即便是艺术界的专业人士,也能学习体会到很多东西。”艺术评论家费大为(微博)认为,“看毕加索原作无论是对普通百姓还是对专业的艺术评论家都非常重要”。 

然而毕加索一生横贯多个美术流派,他的艺术理念和实践对于缺乏现代艺术熏陶的普通观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理解难度的。专门前来捧场的香港影星张曼玉就表示,最喜欢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粉红时期”的作品。这是毕加索20到25岁的创作,属于早期写实风格,这部分作品只占大展十分之一不到。而毕加索进入立体主义以后的各个时期作品,相对则更加抽象和难以理解。 

80元的大展门票虽然只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但毕竟不是每个《阿凡达》的观众都愿意为毕加索买单的。对于把门票收入作为主要收入的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对于天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样一家民营企业来说,谢定伟不啻于在进行一场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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