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
曾熙
张大千丁巳拜师新证
张大千拜书坛名家曾熙和李瑞清为师，人皆知之，但拜师时间究竟在已未(1919年)还是在丁已(1917年)却是一段公案。当大千赠给刘瑞清的六朝铜镜拓片最终成为大千丁巳年拜师的新证，张学李书至于几可乱真代笔的缘由也浮出了水面——他多了一年“渐悟”的时间。
张大千何年何地拜师？所拜何师？这两个问题，张氏早年曾与门人亲友闲聊过，谈得较多的是曾熙、李梅庵两位老师的传说故事，但没有提及拜师时间。直到1968年，台北《联合时报》记者谢家孝专访张大千，张氏在谈到曾、李二师时，曾隐约其辞地说：“我十七岁即离开四川老家赴上海，当时我二家兄在上海，我去上海见见世面，私心也就想留在上海学书画，可是家里不同意，第二年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京都去学染织。”又说他是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才拜曾李二师学字的。至于何年去日本，何年回国拜师，谢家孝在张大千先生年谱中才有明确的记载：1917丁巳赴日学习染织，1919已未由日本回上海拜师，“先曾后李”(《张大千的世界》附二；张大千先生年谱。征信新闻报1968年五月初版)。不久，张氏在《四十回顾展自序》中，也有了文字记述：“年十七，出峡渡海，学染织于日本西京，绘事遂辍。二十岁归国居上海，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这篇自序，写于壬子(1972)年。可以说，谢家孝编的年谱，张大千的自序，当是海内外诸多编着张大千年谱及年表的依据【一】。由此张氏拜师年代，遂定在已未(1919)年，拜师地点在上海，所拜老师是书坛名家曾熙、李瑞清。就此成了约定俗成的共识，很少有人提出怀疑。
大千学书 “先曾后李”
疑点出在2010年四五月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其中有一件藏品，是李瑞清丁已四月书赠张氏的五言联，联曰：“此亭惟爽垲，厥词不浮华。”上款是季猨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下款为丁已四月清道人。据傅申先生鉴定，这件藏品必真无疑。而提出张氏丁巳拜师年代疑问的，也正是傅申。他在“特展”图录专文《曾熙、李瑞清与门生张大千》中说：“当笔者初见此联，就开始重新审查大千拜入李氏门下的确实年代，以为也许可以从此联的上款及李氏年款来大幅改写大家认知的年份。”傅申在文中花了很多笔墨，多方辨证，最后终因丁巳拜师孤证无援，及张氏留日回国时间有点扞格而无功而返。
傅申的疑点却引出了我的探索兴趣，终于在曾熙曾孙曾迎三提供的《曾农髯年谱长编》初稿中，发现了两条我以往多次过目，却又轻易放过的丁已拜师的证词。一条是甲子(1924)年间，曾熙为张善孖、张大千昆仲写的两篇书画例言；一篇是《季蝯书画例言》；另篇是《张善孖画例》。先看“例言”：“张猨，字季猨，蝯(猨是爰的古体字，后改用爰字)。季性喜佛，故曰大千居士。季之仲兄曰善孖，画人物山水，尤好画虎。蜀中与京师士大夫多争取之。然与季少时皆受笔于母，季昆季十二人，每岁学金皆出自母氏笔墨。季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人生之趣，不足学。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已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包按：余，疑许之误)，其髯且长髯(翁)，与语更异之。由此，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论多不能辩。”这篇例言，写于1924年，距大千拜师的年代较近，记事谅必无讹。上引片段，提供了大千早年拜师的不少讯息：一，张氏昆仲学画启蒙老师都是乃母曾友贞。二，大千东渡留学，“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这个说法似乎尚无人提及。此事与大千留日生涯有关，容后记述。三，大千拜曾师，无人引荐，而是毛遂自荐，“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四，大千拜李师，是曾师转荐，从转荐的口气看，相距时间并不长，不可能有半年之久【二】。这些讯息可以修正有些年谱的误载，也可廓清坊间的有些讹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见到这篇“例言”，并引入拙作《关于张大千拜师》，附在《张大千的老师李梅庵》文后，作为张氏拜师“先李后曾”说的更正(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初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增补版)。这次重读，又读出了以上一些新见。但“例言”中，曾熙并未提及张爰拜师具体年月，只是采用“一日”带过。究竟这一日是何年之日？这要看另篇《张善孖画例》了：“张泽，字善孖，一字善孖(孖是子的异体字，后改子)，蜀之内江人，好画虎，髯因称之曰虎痴，门人季爰之兄也，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关键字出来，张爰是在曾农髯居上海三岁后才拜门的。那么曾熙又是何年自衡阳迁居上海的呢？查曾谱乙卯(1915)年条：“八月，出游西湖，到上海为在沪鬻书为生的清道人挽留，乃卜居沪木渎操笔墨生涯……。冬，清道人作《衡阳曾子缉书例引》。”可见曾熙自衡阳迁居上海，是乙卯1915年后三岁，但“髯居上海之三岁”，是一个模糊的时序概念，可理解为乙卯后三岁居沪之当年，亦可理解为居沪三岁之次年，若以此来断定张氏拜师之年为丁已1917年，似乎有点牵强附会。
且慢犹豫，“曾谱”中还有一条可以说明髯居上海三岁后，就是张氏丁已拜师之年的旁证，请看曾熙为张大千写的一首题画诗。查《曾农髯年谱长编》己巳(1929)年：“二月曾熙为张大千题己巳三十自写小像诗。”诗曰：“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米书当作内史观，不画应为好古得。未必古人胜今人，此诂难为世解说。不贵人相贵我相，自写面目留本色。松下暖暖云气深，忧若置身天都侧。蜀中兄弟称坡髯，书画到今名不灭。愿子策力抗前哲，再见岷峨生光泽。”己巳三十自画像，是张大千早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幅自画像，因为在这幅自画像上汇聚了海内三十多位诗坛宿耆、书界名流的题诗。诸如诗坛泰斗陈三立，词坛宗师朱疆村，四川诗坛长老赵熙，袁世凯赞为旷世奇才的湖南才子杨度，当时尊为国民政府主席却以书法名世的谭延闿，清末、北洋政府、民国三朝元老暨书法名家叶恭绰，还有老辈学者、书画名家黄宾虹等等，这些名家题诗，犹如众星拱月，拱出了初露头角的张大千的艺术著名度。这幅自画像本是处女作，后来竟演变为张大千自画像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由此起步，他几乎每年都要为亲友门人或媒体朋友绘制自画像，据傅申统计，张氏自画像多达百余幅，创古今中外画家之最。而三十自画像却一版再版，不断在出版物中亮相。
在众多的题像诗中，曾熙题得最早，位置也十分显要，题在诗塘的右上方。但因题诗太多太密，密密麻麻挤在画像上下左右的四周绫裱上，可说“曾诗”淹没在众多的题像诗中，不看原作或放大制版的印刷品，很难辨读，也难予细读。要不是我细读了曾诗，也许还不会发现诗中传达了一条张氏丁已拜师的重要资讯。信息在题诗的前四句中，先看头两句：“老髯之髯白于雪，喜子髯虬翠如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曾老夫子写他与大千的亲密情谊。意为老夫须发苍苍白于雪，而你青春年少，早在拜门之初，就蓄起了翠墨的络腮胡须，用白于雪的髯须与翠如墨的髯虬，来映衬老少两代人忘年之交，突显出了师生之间的情谊。大有自古英才出少年之叹！再看后两句：“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请注意，诗中有张爰拜师的关键时序“一十二年几席亲”，说的是你追随我一十二年，亲近几案，侍弄笔墨，才华横溢，每画一幅人人叹绝。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那么曾师己巳题诗之时，张爰拜师已有一十二年了。己巳(1929)上推十二年，正是丁巳(1917)年，与前面“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年代恰好暗合。可以说“曾谱”中的这两处诗文，可视作张大千丁已拜师的互证词。联系清道人丁巳四月书赠季爰的五言联，傅申先生顾虑是孤证，岂不有了旁证，孤证不孤了吗？据此我写了《张大千拜师新说》，用电子文本寄给了《紫禁城》编辑部，刊于2011年3月。同时也传给了正在修订《曾农髯年谱长编》的王中秀先生，中秀兄回应道，证据似还不足，可聊备一说。他在“曾谱”中仍坚持巳未拜师。
赠镜梅师 岁在丁巳
时过半年，中秀兄兴冲冲来电告诉我说，张大千丁已拜师的“铁证”找到了。有人发现一枚六朝铜镜拓片，铭文是“千秋万岁”。拓片上有张大千的题跋：“寿世之竟(镜)，秦汉为多，六朝物仅此一见。五年前，曾以之寿梅师。梅师没，不愿假作它人寿，重以筠庵先生命，完我赵璧，爰脱之以诸公爱我兼竟(镜)者。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索塌(拓)片，因识数语于此，大千居士爰。”跋文写于壬戌(1922)年五月，而所记之事，是五年前即丁巳(1917)年之事。丁巳七月初九，是清道人梅师的五十寿辰，为了庆贺梅师的五十大寿，张季爰赠了“千秋万岁”的六朝铜镜。梅师逝世后，李氏家人不愿这枚铜镜流出李府，变为别家祝寿之物，由梅师的三弟筠庵做主，完璧归赵，归还给大千。五年后(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向大千索要铜镜拓片，大千就在拓片上记述了这段铜镜出入李府的过程。从拓片题跋字迹看，确似清道人字体风貌。
回头再说季爰赠镜，是因梅师的五十大寿而起，但未必在祝寿之时，也可能是在他拜师之后，季爰借祝寿由头而补送的。而梅师又应季爰之求，以集瘗鹤铭五字联作为回礼。
手头正巧有题
1917年，李瑞清50大寿之际，张大千赠送了一枚六朝铜镜。从铜镜拓片上能看到“千秋万岁”的铭文和张大千的题跋。
了下款的丁已四月五字联，于是补写了上款，当面赠给了“季爰仁弟”。我请中秀兄将“千秋万岁”拓片拷贝给我，并征求他的意见，可否把他的“铁证”发现引入我的这篇考证文中。中秀兄欣然同意。
从清道人上款的称谓来看，仁弟当是门生弟子的昵称。但下款所题丁巳四月，按年谱公认的说法，张氏丁巳尚未回沪拜师。细心的傅申先生，从上下款字迹墨色浓淡变化中，鉴定出上下款不是同时所书，也就是说，上款是后来补写的。至于时隔多久，他又从大家公认的已未(1919年)，自日本返上海的年谱中，确定上款当补在已未张爰拜师后，也就是两年以后(见《曾熙，清道人和门生张大千》，台北历史博物馆，2010年)。作为一位书画鉴定考据专家，考证重视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以大胆假设怀疑，但一定要小心求证。傅申(包括王中秀)先生在丁巳拜师缺乏足够的证据下，勇于放弃自己的丁巳假设，或坚持已未拜师，这种严谨的考据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而今张大千丁巳拜师，有了可以互证的两件对象：张氏六朝铜镜拓片跋文及清道人丁巳五言联；更有《曾农髯年谱长编》和有关张爰丁巳拜师的诗文可以互考。季爰拜师，涉及曾李二师，而今已发现了二师的物证、证词。不知傅申先生看到这些物证证词，能否认可丁已拜师说？也许傅申还要设问，如何解释张氏所说“二十岁从日本归国，拜曾熙门下学字”的杆格？
旅日归国 沪上拜师
关于留学日本之事，早年张氏在亲友门人中很少提起，也无文字记载报导。直到他旅居海外二十年后，才提出留日之说，与谢家孝访谈在前，写《四十回顾展自序》在后。可是这段口述、自序的留日履历，却为他拜师的年代，布下了重重疑雾【三】。若要细查，张氏在京都何校学的染织？学制几年？学了几年？肄业，还是毕业？凡此种种，均无交待。这所学校现今又安在？可否去该校查阅当年学名张权的学业档案？正当我百思难解之时，成都友人刘振宇来电告知，日本学人鹤田武良先生，曾就张氏的留学生涯进行过调查，并应邀在台北举办的“张大千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张大千京都留学生涯》调查报告(《张大千学术论文集·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台北历史博物馆1988年9月出版)。刘振宇先生还将此文复印寄我。
读完鹤田武良的调查报告，我心中的疑团顿消。鹤田查遍了京都市有关艺术大学美术部、市立铜鸵工艺高校所移管的美术工艺学校相应入校和毕业档案纪录，都未查到1916至1919年间的张泽、张权的留学记录，连张姓的档案资料都未发现。再看张氏口述的“年十七学染织于日本西京”，遍查西京(即京都)设有染织课程或绘画课程的美术学校档案，仍然没有他的姓名。据鹤田先生猜测，“张大千当年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入校学习的”，并由此他推断，“张大千青年时期的日本留学，可能比传闻中的三年要短得多，只是短期的生活而己。”如果鹤田的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大千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也太自由了。难怪曾熙在“例言”中，有如此一段云山雾罩、扑朔迷离的季爰留日记载：“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日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离不足学，归游名山，且与僧人言禅学。”
倘若鹤田先生的调查报告属实，那么张氏留日及返沪时段的伸缩性就大了，他不必非等到1919年回沪拜师啊。据李永翘《张大千年谱》1918戊午年条载：“年初，与先生青梅竹马，情感至深的未婚妻谢舜华病逝(1899-1918)。先生闻讯十分哀伤，特从日本赶赴上海，欲回内江吊祭，因兵荒马乱，道路不靖，归途困难重重，旋奉善子命重返日本。”(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我问永翘兄，张大千吊祭有何依据？他告诉我说，依据在谢家孝所著《张大千的世界∶做和尚的一百天》。我马上查阅这一章，果然看到张氏有如下一段口述：“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吊祭尽心，可是正逢张勋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二十岁，我二十一岁由日本回来。”请注意，张大千在这段口述中说的“二十岁那年”，与《四十回顾展自序》说的“二十岁归国”，两个二十岁，肯定不是同一年。幸而张氏口述中另有“正逢张勋闹复辟”的记载，可以推定他此次回沪的确切年代。据史载，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军，借调停之名，于6月14日进京，7月1日撵走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又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重当皇帝，改年号为宣统九年。可是仅十二天，复辟就宣布破灭。张勋复辟，因发生在丁巳年，历史上也称“丁巳复辟”。由此看来张氏此年回沪，当是丁巳年。按张氏干支计年法，丁巳1917年，他应十八岁，而不是二十岁。回沪后，正逢张勋闹复辟，应是六七月份。回不了四川咋办？“年谱”上说是“旋奉善子命重返日本”(张氏口述是“家兄又命我回日本”)。按李氏年谱说，是要他马上回日本。我认为于情于理不通，也与口述原意有所不同，因为他在日本旁听进修，学业并不紧迫，又值暑期，善子没有必要马上命他赶回去。何况回来一次也不易，既来之，则安之。索性暂留上海，兄弟俩可以商量一下，如何学艺。七月初九(阳历8月15)，是清道人五十大寿之日，季爰有机会参加祝寿。祝寿不能空手去，于是带了一枚“千秋万岁”的六朝铜镜，作为寿礼。沪上祝寿名士中，有位从湖南衡阳赶来的大胡子书家，他是清道人的老友曾农髯。也许正是在这次酒宴上，张爰见到了曾、李，也由此布下了拜师学书的种子。八月，曾熙从西湖小游回沪，听从了李梅庵的建议，自立门户留沪鬻书。某日，季爰带了贽金，径自走进曾宅，毛遂自荐，向曾农髯提出“愿学书”的拜师请求，于是有了以下情节：“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已意，不足学。因携见道人……”，也有了清道人回赠五字联的细节。这段张大千拜师的叙述，是我依据丁巳拜师物证、证词俱全的情况下，大胆推断出来的，估计不差。令人费解的是，编着张大千年谱的永翘兄，在他所引的《当和尚一百天》的张氏口述中，明明有“正逢张勋闹复辟”这句话，这句可以判断此次张大千返沪是丁巳年的关键话，可是他却视而不见，在“年谱”中删去，不知何故？也许他认为张勋“丁巳复辟”的史实，与张氏说的“那年我二十岁”的记忆，有一年之差的扞格。口述中的这段话，究竟是丁巳还是戊午，发生了矛盾。在这里，永翘兄宁可深信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以年龄推算年代的记忆，先入为主，也不愿采信可以判断年代的张勋复辟的史实，以史求证。何况这位老人在推算年龄时，常常出现记忆误差。大千老矣，记忆难免有误差。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他的地方。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张大千年谱学者来说，盲目深信张氏的年龄记忆，不加考订，岂不犯了“张云”亦云、一叶障目的弊病？障目的结果，一是盲删张勋复辟，二是盲断谢舜华的1918卒年。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要在张大千拜师相差两年的年代上，不厌其烦，来回求证。理由有三：一，对于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家来说，拜师是件大事，拜师的三维空间，即时间、地点、人物，一定要弄清楚、弄准确，不能似是而非，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讹传讹；其二，大千拜师的确切年代，涉及他的留日生涯，而张氏的这段留日口述，大摆龙门阵，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扑朔迷离，令人难以适从；其三，大千丁巳拜师，涉及他向李梅庵学书时间的长短，他学李书形神兼备，可以乱真代笔，倘是已未拜师，距李师下世只有一年半载，似乎时间较短，火候还不够。基于以上三点，所以我要不厌其烦，“穷寇”猛追。何况后二点也是傅申先生存疑所在。如果丁巳八月后，曾熙留沪，张大千拜曾李二师可以敲定，那末他向李师学书的时段，可延长一年多，这对于自知不是“顿悟”而是“渐悟”的张大千来说，岂不是增加了一年多可下苦功临仿、“渐悟”的宝贵时间？不知傅申先生以为然否？又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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