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续慧灯无尽际 时轮再转二千年——记赵朴初
1952年10月间，为振兴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是嘉庆元年（1796年）状元赵文楷的后人。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家中作主的是母亲陈慧。家中设有佛堂，母亲每日早晨烧香拜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放生的龟、鳖。
1914年夏日的一天，七岁的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扎，不一会儿，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不能动弹。赵朴初转身到厨房找来一根竹竿，把蜘蛛网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见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带儿子去寺院烧香。
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先觉师父闲谈，说起儿子会对对子了。师父听了，指着庙中的火神殿，出了一句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想了想道：“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先觉师父笑了，对母亲陈慧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赵朴初的表舅关絅之曾以同知（相当于地方政府厅一级长官）身份做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作为同盟会会员，他悄悄地让秘书杨润之通知孙中山转移，并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孙中山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
1921年，关絅之走上佛教道路。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关絅之有重要地位。他与周舜卿、沈心师等人于1922年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关絅之等创办净业社，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任副会长。1927年，净业社迁入觉园。
净业社是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下属单位，赵朴初在这里做秘书，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关絅之对赵朴初要求很严。第一次看到赵朴初起草的文字时，关絅之皱着眉头，一边拿笔批改，一边婉言批评：“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佛书。”从此，赵朴初开始研究佛经。后来，关絅之建立上海佛教慈幼院并任院长，日常工作即由赵朴初去做。
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关絅之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从此，赵朴初和全国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年轻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气氛里，不知不觉也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1935年秋天，圆瑛法师在上海兴办圆明讲堂，经他介绍，赵朴初皈依佛门，成了在家居士。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佛教居家修行人士、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赵朴初就属于居家修行人士。
在圆明讲堂，赵朴初接触了卷帙浩瀚的佛经。在经卷和高僧的影响下，赵朴初将自己在私塾和东吴大学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佛学中去，他的诗书造诣，也与日俱进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上海大世界落下一颗炸弹，一时人心惶惶。一千多难民拥挤到慕尔堂门前的云南路上，亟待安置，而上海市社会局驻会工作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秘书赵朴初和吴大琨等人，准备将难民带到宁波同乡会安置。
这支特殊的队伍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朝北走，赵朴初冒着飞弹执一面红色十字小旗，走在队伍前面。他一路大声地喊：“你们跟我们走！”吴大琨执一面小旗走在后面。一路上流弹不时飞过，胆小的难民们哭声不断。到了宁波同乡会，不料铁门紧闭，空无一人。一位租界巡捕为赵朴初的精神所感动，越墙打开铁门，让难民进入。难民们感恩戴德，称赵朴初是菩萨再世。8月15日，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淞沪战役期间，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护国和平。赵朴初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初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
1937年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在圆瑛、赵朴初等领导下，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了五十万难民。
第二年，赵朴初和胡愈之、许广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萧宗俊等创办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赵朴初任理事长。
益友社也是大家交友的场所，每来新人，赵朴初均一一介绍，他尊敬年岁大的人，逢人即在姓名后，去掉末尾一个字，换成某某老，别人便以此法称他：“这是赵朴老。”大家一听都笑了，因为赵朴初才31岁呀！此后，赵朴初有了新称呼——“赵朴老”。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1952年10月间，为振兴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毛泽东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兴致勃勃地和赵朴初聊天。他早就认识赵朴初了，但单独聊天还是第一次。
谈话间，毛泽东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
毛泽东一张口说佛，赵朴初就笑起来了。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熟悉《金刚经》。在全部佛经中，《金刚经》是精华，“佛说”、“即非”、“是名”就是《金刚经》的主题，全部《金刚经》反复讲述的就是这一主题，它解答了“降伏其心”的菩萨心行的关键，历来为中国佛教徒所重视。
但赵朴初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话，他自己可不是“非”赵朴初和“名”赵朴初啊！自己可是实实在在的赵朴初。所以，他笑着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平常，赵朴初喜欢研究佛法般若，他发现其中有很多辩证的哲理和辩证方法，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就与禅有一致性，因为一旦真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就不是原本的、永恒的真理了，赵朴初甚至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佛教存在某种关系。这回，见毛主席说起辩证的否定，赵朴初就谈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很满意赵朴初的回答，点头说：“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正谈在兴头上，不料胡达法师到了，对话只好中断。
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研究佛教和共产主义相通的地方。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就曾明白地说：“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后来，在提到赵朴初时，毛泽东曾很感慨地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文革时期，1968年12月11日至1969年2月12日，赵朴初被监管劳动，地点在广济寺后，具体做送煤、劈柴、扫雪、倒脏土等杂务。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已被红卫兵战斗队的各种招牌所替代，戒坛的香案早已布满了灰尘，和尚被赶出了庙门，只有藏经阁前的松树仍然高高地屹立着，与这群“牛鬼蛇神”为伴。
头一天，赵朴初和虞愚教授被分配做煤球，捡煤核。烧过的煤球灰里，残留着半黑色的煤球，拣起来，仍然可烧。赵朴初在一点一点往煤灰深处掏煤核时，突然想到，看似很冷的煤球灰，却能死灰复燃呢！这使他脱口占出一首五绝来：
细向心中检，然而有不然。
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
吟罢，赵朴初对虞愚说：“现在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久以后，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将会走向正轨。无论受多大委屈，一定要坚持住，活着，就是胜利。”
1969年春节前夕，爆竹好卖，赵朴初等人被勒令拆旧纸花，将燃放过的爆竹里的纸骨子剥出来，重做成新的爆竹。这是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既新鲜，又无奈。拆旧纸花时，赵朴初想，什么时候“文革”结束了，用自己拆的旧纸花做的爆竹来庆祝，该多好啊！于是又有一诗吟就：
摧枯拉朽尽，铁骨独留枝。
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赵朴初被迫劳动的情况，下了保护赵朴初的指示。他不再每天接受监管劳动，被拆掉的电话也安上了。
三个月下来，七写八写，倒也记录下了赵朴初“改造”过程中的思想火花。他抽空将这些意外收获加上标题《闲情偶记》，送给了佛协教务部主任陈秉之。陈秉之十分感慨：别人写“劳动改造”的诗，常常发泄心中的愤懑，赵朴老的诗却气象峥嵘，没有半点牢骚。尤其是对国家前途，信心十足，其胸襟，确非常人可比啊。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中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佛门龙象，释教大德。他集佛学理论、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身，造诣颇深，堪称一代宗师。他曾亲自主持了《乾隆版大藏经》的抢救工作，对《乾隆版大藏经》整理、出版和发行做的大量工作至今难以忘怀。《乾隆版大藏经》亦称《龙藏》和《清藏》，是清朝雍正皇帝降旨，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但因雍正皇帝仅完成钦定《清藏》的内容和筹划雕造等事务，开雕不久，他就去世了，雕造和刷印《清藏》的大量工作是由乾隆皇帝完成的，故又称《乾隆版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经板雕造完工。清廷出资刷印一百部《乾隆版大藏经》，颁赐全国各大寺院。七万多块经板贮存故宫武英殿，后因请印不便，奏准，移储柏林寺。“文革”中经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为保护好这套国内仅存的《乾隆版大藏经》经板，文物部门把经板移置智化寺，加以保护。
为更好的保护和整理这套珍贵文物，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共同协商后，决定开展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
1987年12月29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召开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汇报会，赵朴初主持会议。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整理，按《千字文》的顺序码放，数百块经板需要补刻，数千块经板因长年被水浸泡腐烂，已经无法使用，需要重新雕刻，六万余块经板完好如初。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赵朴初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高兴地说，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此大的工作，只有盛世才能做到，雕造、刷印《乾隆版大藏经》是在历史上“康乾盛世”完成的，现在又是盛世，我们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无论对佛教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的事业像龙一样腾飞起来。
赵朴初还欣然撰写《重印清龙藏序》：自宋初创刻大藏经，而后历朝无不以刊刻大藏经为大事，以迄元明，官私刻板达十余部，惜屡经丧乱，板佚无存。清雍乾之际，整编重雕，世称龙藏，并收汉土著述达七千八百余卷，博采旁搜，包罗宏富，超轶前代为国重宝。实集佛学典籍之大成，为华夏文化之丰碑。十年否塞，经板残损，并世知闻，咸为扼腕。四凶既翦，国步复康，文运宏开，因缘殊胜。
1988年中国的龙年，1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里，佛教、文物、出版界的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赵朴初也光临会场，参加新版《乾隆版大藏经》面世，并向国内外发行的新闻发布会。西藏厅正中的桌案上摆放着整齐的新版《乾隆版大藏经》，文物局的领导向赵朴初汇报在印制《乾隆版大藏经》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板的安全保卫工作。文物出版社的领导谈了新版《乾隆版大藏经》全部使用优质宣纸和一得阁的香墨汁，聘请了解放前琉璃厂文富堂的老师傅在印刷和装订技术上把关，严格按传统工艺进行加工制作。同时也谈到由于受时间和财力的限制，经板残损的部分佛经只能用征集到的清乾隆年间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经》，用照相和扫描技术处理后进行装订制作。
赵朴初说，能够把724函、7240卷，含1675部佛经大部头的线装古籍《乾隆版大藏经》刷印出版已经是功德无量，如果能够再把损坏掉的经板全部补刻好，那就功德圆满了。赵朴初神情凝重，手捧飘着墨香的《乾隆版大藏经》，心中充满欣喜。
赵朴初的诗词、书法是闻名遐迩，尤其书法影响力非同一般。他是一位蜚声中外的书法家。诗词促进了书法、书法也需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对赵朴初来讲他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思想，其佛学文化是多数学者和书家不具备的。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然出现了高僧和名居士书法大家，但在佛教界居于领袖地位唯独赵朴初先生。他的诗词和佛教文化知识，促进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史是一位有造诣的书法家。研究赵朴初的书法与佛教文化和他的诗词是分不开的。他既是书法家，也是佛学家、诗人。他忠实地把佛学精粹融化到自己的书法艺术中，他的书法作品在佛门的翰墨史上“功德无量”，永世飘香。
赵朴初青年时期已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其书写馆阁体的功底深厚，这种书体虽有与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规范书法非常重要的另一面。从书法规范的低层次到直抒胸臆高层次的过渡，没有书法规范的低层是不行的，规范是每个艺术家的起步之始，这需要个人的拼搏，观念的更新，逐步蜕变，还要摆脱世俗，方可达到成功的意境。
赵朴初在书法艺术上由传统走向创新。其一，家学渊源，受到直接熏陶、教育，特别在诗词、书法方面由启蒙到成才，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和成功影响至深；其二，作为一代佛教领袖，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禅理与书法理论的结合，对他的影响是全方位，也是多层次的。赵朴初先生曾告诫书法界朋友，他把“书法当成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博学各家法帖，撷诸家之精粹，融会贯通，终于写出自己风格。
赵朴初行书有自己的独以之处，在用笔上无论起笔、收笔，都做到了认真严谨，起笔藏锋，行笔中锋，笔有力度。每件作品，从开笔到收笔都进入佛教禅理之境界，平和之气韵，布局气度大方自然，风格统篇一致。赵朴初楷书、行草尤其写得好，展示世人面前的多是行草，以他的行楷为例，可以从点画变化、章法布局，谈点对赵朴初书法认识，并和同生共同研究、探讨。
赵朴初在安庆的故居和太湖县寺前镇赵朴初生平陈列馆留下许多墨宝，在这两处见到最多的书法为行草，其中有一幅写“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行笔为小楷，写于佛历2540年，其作品取法于颜、柳，点画变化较为突出，蜕变而成自己的风格，结体严谨、深厚圆润，笔健挺拔，舒展大方，拐折竖画宽博厚重，显得稳如基石，点呈圆形，有高山坠石之势，呈现颜、柳书之风貌，雄强之风骨，可见赵朴初楷书功力确非一般。
赵朴初的行草书法，与其他书家有很多不同点：一是赵朴初具有高深的佛学知识，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晚年书法作品，具有浓重禅理，这是其他书法家所不具备的；二是赵朴初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意具有明月清风之禅意；三是赵朴初书法具有意境精湛、翰墨飘逸之感。他的书法立轴或横幅，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距、行距、布局疏朗别致，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气贯通篇。书与诗，珠联璧合，可称“双绝”，是中国书法与诗艺术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
赵朴初德高望重，一身正气，学通今古，知识渊博，诗文书俱臻上乘，然而又虚怀若谷，热情提携后人，被各界人士奉为良师益友，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卓越的风范垂于天下，必将彪炳于千秋。赵朴初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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