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经常能在艺术学院的研讨会上听到这个问题。
近日，艺术家Sheryl Oring尝试了另一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她在今年大学艺术学会会议的主入口旁搭起了一架桌子;她带来了一部打字机，打扮成了美剧《广告狂人》中秘书的样子——包括蜂窝式的发型和完美的红指甲。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可以坐下来并且告诉她他们对艺术家扮演的角色怎么看。在这之后，Sheryl Oring快速地将这些人的想法输入打字机并且打印出来;然后用印章给它盖上日期，并将一份复印版递给参加者。接下来参加者可以自由地给它盖上诸如“草稿”、“需要完善”等字样的印章，直到Sheryl Oring给他/她手上的纸照好快照，最后统一装订在一个小的活页夹里。
由于Sheryl Oring的这个项目与在洛杉矶会议中心进行的入籍服务在同一天开始，因此她收到了许多来自大学艺术学会圈外的人的看法。一名来自塔夫特大学的参加者认为艺术家扮演的角色“需要有足够的创新精神，这样才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另一个年轻的女孩则表示“人们有时候并不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但他们可以从艺术家那里获得灵感”。
这个名为“100 Possibilities”的项目同时庆祝了美国大学艺术学会成立100周年。它延续了Sheryl Oring之前的项目“I Want to Say”(Sheryl Oring邀请参加者给总统写一张明信片)以及“Collective Memory”(收集纽约人对于“你想911给世界人民带去怎样的回忆?”这个问题的回答)。
这种略带官僚主义的视觉语言让我想到了加内特-赫兹(Garnet Hertz)的“人们以为我在做什么/实际上我在做什么”。在一系列与艺术家有关的古怪的图片中，最后一张图上只是一个简单的“展览提议”，这似乎也是最诚实的。随着美国艺术家正在与艺术基金的减少做激烈斗争，艺术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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