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彦，《艺术世界》主编
10 年前，因为一个艺术项目我结识了现已 88 岁的建筑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上世纪 50 年代在布达佩斯封闭阴冷的避难所的经历，让他考虑建筑师的责任以及居住者和房子的关系。他著名的“移动建筑”（Mobile Architecture）理论探讨的并非如何使房子运动，而是——使用者对房子进行改变的可能性。在他屈指可数的实现的建筑作品中，有邀请教师、学生以及家长“自主规划”的法国 David d'Angers 中学，有邀请当地人用他们最为熟悉的材料和工艺方法——竹子，进行“自主建设”的印度科技博物馆。过程中，作为建筑师的尤纳只提供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技术翻译（另一种角度考虑“设计”）和建造安全保障。尤纳把这些 30 多年前的实验记录在一本名为《生存建筑》（L'Architecture de Survie ，1981）的书中。前言中他强调，“生存”这样的口号式词汇在此并不带任何乌托邦色彩，而是从生存底线和最基本生活空间角度重新思考建筑的角色。比如，谁有权决定建筑？如何保障这种权力？如何在贫困世界（环境）实施这种权力？也许，我们也可把它理解为“建筑师的生存之道”。
如果说布达佩斯的避难所是尤纳建筑理论的原型，那么那些正在踏入中国农村的建筑师们的设计原型会是什么？这里的原型除了视觉角度（审美很危险）——由原住民根据生活需求自发建造的房屋外形，还有为满足现代生活需更新的基础设施（供水、排污、温度等）和由身份、职业、等级、物质、家庭关系交织而成的心理原型。于是我们不禁问，进村后的建筑师，是否能不重蹈城市中规划与建造问题的覆辙，建立起技术翻译和文化采样的并行系统；是否能回避救世主的角色诱惑，检点甚至限制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是否能让原住民如感受耕作般感受“建设”，而不是作为原住“民工”登场；是否能将农村自然生发的传统和民主系统物化为空间的点点滴滴；是否能在农村保存城市里已消亡的四季、时空、宇宙；是否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保持多样性和个人性；是否能通过对空间及其功能的规划和重组，催生出一种介于驯服和游牧之间的生活形态，为生活价值提供多重选择；是否能——最后——用实效的数据和体验成果，与土地和人达成共建的愿望？
生存、权力、传统，在近代中国都没能被系统地经过现代主义的提炼，一些个人实践还未见成效就被以知识文明包装的学院体系扼杀。这些结了撕、撕了结的痛楚和代价持续到今天，赶上了传播的大时代，被机灵地抽象成为媒体产品、姿态高地和言说雷区，变异成为心安理得的投机。遗憾的是，建筑正在队列的前三排。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先生前不久在上海的一次讲座上说，“改革开放 30 年，农村建房无声无息地已超过城市建房的 4 倍，这已完全超乎了现代建筑的经验，不再是件‘小’事情。”农村和城市的区别，对我而言在于土地和时空。它们是人的基本权力和生存条件。作为现代人空间和心理上可触摸到的最后净土，我们需要用最现实、严肃、具体的方式去面对。农村不是第二个城市。
最近“下乡”成了时髦的词儿，当代艺术、设计、建筑、文学圈都为此忙得不亦乐乎，城市即罪恶，似乎只要跨越那道地界，超级理想国就会到来。但是有多少下乡的人还记得“写生”——书写记录生僻之物。这一经典的艺术生活行为很早以前便被屈打成了保守派，至今尚未平反。责怪西方的观念主义？还不如可怜自己的买椟还珠和叶公好龙吧。建筑师应该到没被模式化的居住环境里走走，恢复自己作为居住和使用者的感官，获得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土壤和突发的魅力并非原始或者原生态，而是一种接近本质的感受力。这是一种替代性生活，让我们回到很久以前的自己。
在这些背景和环境下，如谢英俊先生那样常年从基本生存权力出发的建筑实践是如此之重要，令人尊重。但他更艰巨的野心——用工业生产的方式把乡村建造体系模式化、程序化，让人期待中不禁担忧。我想，最成功和持久的标准化生产都根植于运动变化的“地气”，它不会被便捷和丰富的假象利用，成为物欲和独裁者。到了那时，建筑是否带有“人民性”，这个“人民”在中国台湾、大陆还是非洲，也许连媒体都懒得理睬了，因为我们都会是真实的受益者。其他文化领域何尝不也是这样？
作者：龚彦，《艺术世界》主编（Gong Yan，Editor-in-Chief of Art World Magazine ）
1437608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