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伯静
粉房琉璃街115号是新会会馆，也是梁启超故居，院中套院，层次分明。梁启超来京参加会试时，就住在该会馆中部处4间北房，因其自号“饮冰室主人”，该室也便被称为“饮冰室”。如今，在两条胡同的南侧墙面上，贴着该胡同的拆迁通知。“115号新会会馆去年5月份有消息说因是梁启超故居不拆了，墙上本来刷上的‘拆’字也涂了，可眼下又有消息说还得拆，说会馆不够文物保护级别。”该社区一相关负责人称。
其实严格地讲，粉房琉璃街115号算不得正牌的“饮冰室”。梁启超名正言顺的“饮冰室”书斋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建于1924年，其传统说法的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而梁启超赴京会试是1895年，所以，粉房琉璃街115号这个梁启超曾经住过的地方只能算是“准饮冰室”。因此有专家说粉房琉璃街115号新会会馆“不够文物级别”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个“不够文物级别”并不能算是拆掉这些建筑物的理由，只能算是拆掉他们的借口。
我明白，文物保护是分级别的，一级、二级、三级的文物自然不可一概而论；我承认，如果将名人一辈子住过、路过、待过的地方都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的话，那不但是文物保护部门不厌其烦，而且“文物”这两个字也会大大的贬值，所以“保护”二字也应该有些学问。但我想说：假如深深的留下了历史的印迹，即便“不够文物保护级别”，那这文物也是应该保留的。
粉房琉璃街115号，如果梁启超当年在参加“公车上书”之前的会试时确实在此住过的话，那这个地方很是值得我们瞻仰和回味。
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会试的失利，堪称梁启超人生一大转折点，对梁启超的人生起到了不俗的意义。据《梁启超传》记载，“1895年3月，梁启超、康有为等到北京会试。这次会试，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梁启超却名落孙山。据传当时主持会试的主考徐桐，副主考李广田、启秀、唐景崇都是极端顽固守旧分子，最痛恨维新之论。凡是像康有为的卷子一律弃之，梁启超的考卷充分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充满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考官们毅然断定这是康有为的试卷，决定不予录取，而康真正的卷子却顺利通过。当时阅卷的李广田对梁启超文章的气势和文采十分赏识，于是在试卷末页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也就是世上流传的“梁启超的试卷被认为是康有为之作”的故事。
这次失利之后，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公车上书”，然后就是差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戊戌变法。
这次会试给梁启超留下何种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影响必然是巨大的。这里，完整的记录了梁启超人生中最值得书写的几笔之一。这个地方带给我们的意义至少是这样：当有孩子思考起梁启超的思想是如何变化时，我们这些长辈留给了他们一处可以问询的遗迹。这已经足够了。试问：这样的地方还不值得保护吗？没有这样的地方，梁启超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还完整吗？除非那些说粉房琉璃街115号“不够文物保护级别”的专家不懂历史，否则他们不会说这里不值得保护。当然，另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某些人一定要拆了这里，而所谓专家只能找一个借口。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借口”是会毁掉历史的，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所以，这即便是不够文物保护级别的“准饮冰室”也应该保留下来给后人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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