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留学人员的照片
留学、旅居海外或者回国，每个时代总有不同的人重复着这种经历。然而看似相同的经历又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于是它们远远超越了个人化的轨迹，从而带有鲜明的时代底色。
如今，艺术家的生活是尹秀珍的“城市旅行箱”，或者她和宋冬工作室里摆放的机场传送带。作为每个时代“最不安分”的群体，艺术家们时时都在路上。只是，他们不再焦急而无助地发问：路在何方？而是更加踏实而坦然地走着脚下的路。
轨迹：中国艺术家的留学之路
2011年4月，一场名曰“轨迹”（Tracing the Milky Way）的展览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开幕，展出的是陈箴、黄永砯、沈远、王度、严培明、杨诘苍这六位旅居法国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留学、游学、旅居或者回国，中国还有太多和他们有着相似经历的艺术家。出国的旅程，回国的行程。每个时代，都有那么一批艺术家在路上。
如刘晓路所说，在近代，洋，第一次由海洋的“洋”派生出现代、时髦、趋新等含意；土，则第一次由土地的“土”派生出古老、落后、守旧等含意。于是，留洋成为改造中国的捷径。中国人的留洋成为一次次寻医问道的旅程。从此改良、嫁接、融合这些词语贯穿在中国现代艺术的探索中。
一、各奔东西的中国美术先驱（19世纪后期—1949年）
“西学”既暗示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更是一种可资辨别的立场和选择的态度，中国派出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导致了更为深刻地接受西学，也扩大了西学的影响。派遣留学生走出国门，作为培养新式人才，追求近代化的重要举措在19世纪70年代得到了具体实施，这一事件本身对传统教育观念无疑是一次强有力的挑战。而留学生归国后自身价值的显著变化则是一种更具体、更有形的社会推动。
19世纪下半叶虽然官派公费赴欧美的留学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出国留学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海外留学还有其他的两条门径，一为得到教会资助的留学活动，一为自费出国留学。1885年，李铁夫采取了第三条途径——自费出国，他先赴加拿大后到美国学习。1887年，李铁夫在亲属资助下进入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Arlington School of Art）主攻油画、水彩，这是中国人出洋学习西画所迈出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日本的李叔同最先在中国教授油画，早于李叔同而赴美国学油画的李铁夫受教于著名画家J.S.萨金特，可以说是最早熟练掌握了油画技巧的中国画家。以后，陆续赴外国学习或考察西画的，有李毅士、吴法鼎、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潘玉良、周碧初、张弦、王悦之、陈抱一、关良、庞薰琴、颜文梁、常书鸿、吴大羽、张充仁、吕斯百、唐一禾、卫天霖、倪贻德、吴作人等。至40年代，还有吴冠中、赵无极等赴法国。那时这些留学生在国外（以法国与日本为最多）美术院校学习西方油画。因此大多接受的是以古典写实画法为宗旨的学院派教育。但也有不少人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乃至立体主义画家那里吸取了营养。
这些美术先驱们各奔东西，并且在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探索者。如法国游学归来的周湘，他的创业精神使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10年，上海创办了“上海油画院附设中西图画函授学校” ，私立办学风气的盛起，不仅给中国新兴的美术教育带来了新的机运、生气，而且也大大加速了西洋美术东渐中土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如徐悲鸿、林风眠则成为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院校的执掌者。
文同、路近、费省——日本成为留学的首选地
在20世纪初，近代中国美术的著名开拓者几乎都去日本留学或考察过。
1902年，陈师曾 从这时候算起，到1949年进入低潮，前后共47年。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去日本留学的中国著名美术家多达300人以上，仅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一校就多达134人（虽然学于日本女子美术学校的中国妇女先后共达300人之多，但成为著名美术家的仅何香凝一人），这些数字分别超过去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学校的中国美术留学生。首先选择日本而不是西方作为学习西方美术的场所，则是由于日本比西方存在许多有利条件——当时人直截了当地概括为三点：文同、路近、费省。既然是学西方美术，那么留学日本后又留学西方的人，在中国留学生中也占相当高的比例。
中国留学生并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留学的目的以学习油画为大宗，约占80％，其余有学雕塑、陶艺、漆艺、图案、美术史者，只有极个别学日本画。
表格
东京美术学校 19世纪以来日本唯一一所国立的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于1887年宣布成立，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正式开校，为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成立当时，冈仓天心校长(1862-1913)接纳美籍客座教授费罗诺萨( . 1853-1908)的建议， 认为日本的美术能与外国匹敌，只有强调日本国粹的日本画 和木雕的教育，所以创校当初包含了日本画科与木雕科两科系。然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吸收外国的文化、科学与制度的热忱是惊人的，尽管东京美术学校没有西画科，但在私人画室所学的画家，以及从外国学成归国的西洋画家，就逐渐蕴酿了西画的热潮，并能与传统的日本艺术分庭抗礼。于是七年后的1896年(明治二九年)，就促成了西画科在该校正式成立，西画科的第一代系主任是黑田清辉(1866-1924)。 黑田清辉的艺术思想与绘画风格，就决定了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 的教育方向，并且也主宰了日本政府官办的美展，即“文展” (文部省美术展览会，1907年即明治40年成立) 的西画风格。
1949年与东京音乐学院合并升格为东京艺术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国立的艺术学校。
世界艺术的殿堂——巴黎
中国人去欧美留学虽然早于去日本，但大规模留学却是在1919年勤工俭学运动以后，晚于日本24年，而且在早期总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如日本。理由与去日本的正相反：文异、路远、钱费。但是，他们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留学西洋的，所以现代化合西洋化的程度为留日学生所不及，留学的动机更纯，专业思想牢固，崇尚学术自由和为艺术而艺术。除了学校的条件外，欧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条件是日本所不及的。从20年代初起，旅欧美的艺术家的数量和质量逐渐超过旅日人数，亦有不少人去日本后又转赴欧美。18世纪以来，法国已经代替意大利成为西方美术的中心，所以留学西方的美术家又以去法国最多。
巴黎美术学院 现在是由法国文化部管辖并属于高等专业学院性质的国立高等艺术学院 ，作为全世界顶尖殿堂级的美术学院，它不仅在全世界的高等美术院校中影响最大，在中国美术界影响也最为深远，中国的老一辈油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樑、潘玉良、刘海粟、刘开渠、吴冠中、李风白等名家就毕业于这所学校。
20世纪初，巴黎美术学院已成为法国画坛上传统派和保守派的代名词，而中国留学生则是中国美术界上革新派和现代派的先驱。留法学生则是时代的宠儿，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林风眠、徐悲鸿，以后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棋手。而巴黎美术学院也成为近代中国美术的第二摇篮。
二、向苏联学习（20世纪50年代）
中国自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夏天，出现了一次留学高潮。这一期间，用“留学”“讲学”“实习”“考察”“参观”等名义和方式出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数目庞大，据已有材料估计，1950年夏尚在美、英、法、日等国家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有5000余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术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这两种方式，全面引进苏联的美术。1952年派出了第一批留苏学美术的学生，到1962年共有罗工柳、李天祥、林岗、萧锋、全山石、邓澍、郭绍纲、冯真、张华清、徐明华、苏高礼、李骏等。他们就学于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列宾美术学院，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杭州、南京、广州的几所美术院校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传播了苏联油画的技巧和方法，是建立苏式教育体系的主要骨干。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钱绍武、曹春生、王克庆、司徒兆光等相继留学苏联学习雕塑。
三、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热”
关于这一段的历史，高明潞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艺术“海归”现象》一文中做了准确的分析：这群艺术家和上个世纪20年代徐悲鸿等人出国留学的情况还不一样。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主要在国外学校受到教育，然后回到国内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而1980年代出国的这些艺术家则不一样，他们在国内完成教育，并成长为成熟的艺术家，然后再到国外进行交流和展览。因此，他们出国的身份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而不是学习西方当代艺术的学生。西方策展人、艺术家和观众看待他们的时候，也是把他们当作中国当代艺术家来对待。所以，这些艺术家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他们作品中那些由本土生发出来的艺术特征没有改变。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回国举办展览活动也不是近几年的现象，只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回国活动的机会。
在交通、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再也不需要那么辛苦地漂洋过海才能到达异域之地。从具有世界效应的双年展，博览会，到各种交流展、邀请展。艺术家们似乎终于走进了一个自由的时代，艺术家的生活是尹秀珍的“城市旅行箱”，或者她和宋冬工作室里摆放的机场的传送带，在路上。刘晓路用了“各奔东西”来形容早期的美术先驱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恰当，看看如今的艺术家，他们仍然时时在路上。但我觉得，其中的不同在于，如今艺术家不再对着西方或者东方追问“路在何方”，而更加踏实而坦然地走着脚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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