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鉴定和收藏领域，鉴定者尤其是有学术名位的“大家”一锤定音的估价，可以使一件东西的价值有天壤之别。往往，一件普通的物品，在一定的“境遇”和“过程”中被包装、被关照、被阐释，被指鹿为马，便身价猛涨，产生击鼓传花似的“增值”效应。当今文化与市场的悖论，使得身处怪圈中的人们，都会不由自主面对难题——“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据媒体报道，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文物鉴定专家，为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作出“价值24亿元”的天价评估。两个银行行长由此轻信了骗子的经济实力，发现被骗贷6个多亿后，不但未报案，还继续违规为他提供资金4亿多，导致银行最终损失超过5.4亿……记者为彻查此事，努力了3个月，翻阅了350多本卷宗，在采访当时的鉴定专家时，专家们承认，评估时大家连装“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都没打开，只围着走了一圈，“过程不太合规矩”。但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骗局被揭穿后，竟有当事专家轻佻地以“学术自由”为自己辩解，意思是他尽可以随便说说个人看法。
“学术自由”的本质是什么
学术，包括历史研究和文物鉴定，其本质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其“发掘”的价值，无论有形的经济价值，还是无形的文化、伦理、社会和政治价值，都依凭于“史实”和“真迹”。因此，专家要做的，或者说运用所谓“学术自由”，就是通过质疑、证伪的批判性检视，鉴别真伪，确证“真实”。而本案的专家“走一圈、看几眼”就认定其“真”，哪里合乎鉴定的方法和常规？就是外行，面对号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也会不由自主地仔细打量、检视，熟门熟路的专家为啥连这点脑子都没有了呢？在这里却要讲“学术自由”，怎不让人脸红？！
看来，对学术研究包括文物鉴定本身，我们也需要严肃地作一番“研究”：这一事件，绝不仅仅是专家的鉴定结果出了问题，而是整个鉴定过程成了一个作假的过程，在奸商挖空心思或曰彼此心照不宣设的局中，几个专家有意无意做了骗局的共谋。相关报道披露说，国家级专家所以草率了事，主要是因为被鉴定费迷住了双眼。当今文物鉴定都是收取报酬的，而那次“金缕玉衣”的鉴定报酬为当时的“最高价”，结果专家们也落入“江湖规则”：报酬给得越高，越不可能“证伪”。在他们所犯的令自己身败名裂的极低级错误中，是不是还埋藏有更深层的某些普遍机理呢？
“玻璃盒”里的利益链
值得深究的是，在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当下，其他各种买卖、营销、炒作等等真真假假的异常行为，是如何借学术之名迷人眼目、搞乱社会价值观的。你想，24亿元，好大一个数目，就这样被如此的“学术自由”制造出来，假古董成了“国宝”。对此种“学术自由”的邪乎魔法，善良的人们绝不应小觑。
又据报道，中国科协一次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到了项目之外。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近日调查发现：2003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的职务犯罪17件21人，其中贪污、挪用类案件较为集中，利用科研经费监管漏洞大肆作案，涉案人员不少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些科研项目，又是如何在没打开“玻璃盒”的情况下，得到了专家们的“审定通过”？或碍于同人面子，或存在“关联交易”，专家鉴定常常走过场，一如“金缕玉衣”的故事。
在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名著《中国文论》的开篇，以孔子的一段话概括中国的智慧：“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就是说，要好好看清别人做了些什么，干吗这样做，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他们到底隐藏了啥，隐藏了啥？在文物鉴定和收藏领域，鉴定者尤其是有学术名位的“大家”一锤定音的估价，可以使一件东西的价值有天壤之别。往往，一件普通的物品，在一定的“境遇”和“过程”中被包装、被关照、被阐释，被指鹿为马，便身价猛涨，产生击鼓传花似的“增值”效应。“金缕玉衣”案的造假者和乱真者，精明地洞悉和利用了这样一个造假、用假、卖假的“机制”。当今文化与市场的悖论，使得身处怪圈中的人们，都会不由自主面对那个折磨维特根斯坦、从而促使其终身研究最终成了哲学大师的难题——“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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