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影像与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地理

外国摄影师于1927年在甘肃拍摄的孩子们 

名叫卢匡（音译）的男人的四个妻子，作品摄于1880年代。 　

19世纪的中国影像被带入西方，与西方人幻想中的神秘之景天差地别。

 人们常说的老照片，国际上一般指在1953年之前扩印的照片，那个时代的照片因为感光层中含有较多的金属成分，色调比较丰富；而1953年之后，大部分相纸中加了荧光增白剂，照片看起来更白，虽然降低了成本，但同时也失去了部分层次感。

 但在中国，对老照片的定义是以时间而不是以技术来界定的，有一种说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参照点，把中国老照片分为“从摄影术传入中国开始到民国建立之前的晚清照片”以及“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作品。

 近日，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艺术夜生活”系列讲座上，来自英国伯顿大学的老照片研究学者王溪以“百年中国影像与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地理”为题，就老照片的历史发展与百年来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视觉认识做了一次脉络梳理。王溪目前在英国伯顿大学与英国媒体博物馆联合项目中工作，负责中国老照片的研究。

 在王溪看来，早在元朝，马可-波罗将美丽的“中国神话”带入西方。19世纪，在不平等战争与条约牵制下的中国影像，与西方人幻想中的富饶与神秘之景天差地别。“他们的中国”存在误解、偏见，但是同样也是当代人唯一的视觉历史和影像身份。

 以不同的时间阶段来看，1910年至1930年是一个朝代交替、军阀混战的时期，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影响着中国。西方的摄影师开始广泛拍摄中国，同时因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引入，中国本土摄影师也开始使用摄影，介入相关的探索与研究之中。1930年后主要是二战时期的影像，因为中西方盟友的关系，宣传摄影的风格不言而喻。同时战争战场之上，不乏沙飞、王小亭、卡帕、布列松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摄影大师的身影。

 在这些阶段中的中国影像，每一个都有鲜明的特点，因为摄影器材、感光材料稀缺，这些影像都弥足珍贵。

 记者：就中国老照片的研究，学术界有哪些可以肯定的成就？

 王溪：对中国老照片的研究不算新课题。近年来，中西方诸多相关优秀学术著作相继出版。有针对早期中国摄影史学的梳理，如英国历史影像学家Terry Bennett的《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1842-1860,中国影像史)》(注：下文简称为《中国影像史》)等；也有针对这一年代知名摄影师的深入研究，如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出版的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著作《A photographer on the eastern road(一名摄影师与他的东方路)》；也有深入一个年代、一个事件或一个主题的专题研究，例如系统整理中华民国时期影像的秦风先生与他的秦风照相馆老照片丛书，仝冰雪先生的《一站，一坐，一生》等。

 在中国影像研究中，除了对约翰-汤姆森、比托等少数职业摄影师的相关研究比较详尽，其余影像资料的研究还很少。在大量西方馆藏中，有当时到访中国的业余摄影师、官员、传教士、地理学家等的影像作品。这些影像构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诸多“幻想”，也是西方人自鸦片战争之后，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依据。近年来，很多尘封已久的影像、相关资料得以重视和系统的研究，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更多的影像会被解读与出版。同时，按照年代出版的主题影像画册与展览相信也一定会层出不穷。

 记者：就你在英国的研究来看，中国老照片的大藏家一般是哪一类人？收藏情况如何？

 王溪：目前在英国影像收藏者有三种：一种是专门研究影像历史的专家，如之前提过的Terry Bennett等，影像的资源堪比诸多大型的博物馆馆藏；一种是影像交易的商人，分布在伦敦、伯明翰、爱丁堡等地；另外就是影像收藏家，他们喜好中国老影像，专注一个选题(如战争题材、人像风格、全景影像等)，或者一种摄影工艺(如蛋白照片、立体照片等)进行收集。

 从中西方摄影馆藏总体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博物馆收藏的影像在部分时间段落以及收藏与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除极少国家级博物馆之外，普遍与西方存在差距。例如晚清影像的质与量、成体系的摄影师专项收集，在中国基本很难看到。博物馆馆藏的收集特点是与地域相对应、与具体事件相对应，很多也很精彩、齐全。但很可惜，这些馆藏大部分都不对外开放，例如旅顺博物馆是世界上关于“满铁”影像、日俄战争影像比较权威的博物馆，但从不开放……

 在英国，Terry Bennett先生的个人影像收藏，超过了绝大部分专业博物馆馆藏。在他影像收藏的列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844年之后所有知名的西方摄影师、中国本土摄影师的诸多作品。在Terry Bennett出版的《中国影像史》中的影像基本上都是基于他自己的收藏，这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权威的地位。

上海外滩早期景色（1923年左右），万国建筑与帆船并存于一景。

美国地理学家George B Cressey(中)在1923-1927年在中国拍摄照片。这是1927年8月他在蒙古与当地人的合影。　

记者：现在拍卖市场上，中国老照片的市场价值如何？

 王溪：相比其他门类的艺术收藏，老照片还是属于“冷门”。绝大部分照片的价值远远被低估了。收藏老照片，需要收藏者对历史、地理、摄影工艺、摄影师背景等都有所驾驭，所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老照片收藏都很小众。

 在中国拍卖市场中，“红色影像”一直备受欢迎，关于毛主席等伟人肖像、革命的场景与仪式、“文革”相关作品等都受到买家的喜爱。

 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老影像收藏里，成套的老摄影相册会很有潜力。从这样的相册里可以看出摄影师的拍摄路径，了解更多的摄影师信息，了解拍摄地以及作者在拍摄时的主观情感。例如我曾收藏的美国地理学家George B Cressey在1923-1927年间穿越中国所拍摄的影像集，配合他出版的两本相关学术书籍与文章，不但可以整理出活灵活现的一个人物，更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面貌。而对比单张的蛋白影像，这样画册的信息量更高，但其价格一直偏低。

 记者：根据你这些年来对于中国老照片的搜集经验，如何判断其价值？

 王溪：近些年，针对影像收藏的骗术很多，尤其是针对晚清的蛋白照片。蛋白照片是指用蛋清混合感光剂涂抹在纸基上制作成相纸而印制的照片，1900年前的绝大多数照片和照片册都是蛋白照片。当时这些照片无法以底片放大，都是从底片直接晒印的，所以照片尺寸和底版大小完全相同，大多数在8×10英寸。近年来，国外投机商人，用同样的工艺，将过去的影像翻拍，重新使用新制的蛋白照片，以纯氧氧化方式人工做旧。

 在收藏影像时，是否出自名家之手、照片的签名、影像质量、摄影的工艺(达盖尔法影像、蛋白照片或是银盐照片)、人像或景物在众多老照片中的珍稀程度，都会决定照片的价格。

 记者：就老照片的修复和保护来看，你认为国内和国外的差距在哪里？

 王溪：英国的博物馆，对影像的保护与开发都很成熟，很多都有专项的资金支持。例如英国的国家彩票业，对于摄影类馆藏的投入很多。在我走访的多家博物馆中，无论从安全监控、湿度、温度、保存影像的专业箱柜，甚至每人每次看照片的手套与塑料薄膜，都有统一的标准和体系，这也与我们国内很多博物馆形成对比。

 记者：在数码技术横行的时代，你认为收藏老照片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王溪：当今年代，最横行的应该是手机摄影了。在这个年代，像素已经不是问题，媒介不是问题，每个人都是记者、摄影师、各种信息的发布者。老照片，来自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感光材料数量都极其限制、摄影过程纷繁复杂、需要探险与勇气的年代。所以很多现存的老照片，其实几乎就是绝版，对比这样的“众”与“寡”，便更能体会老照片的意义。

 同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再看看那些街上时髦的着装，回头看看老照片中的楼阁庙宇，那些绫罗绸缎，其实是我们丢失了的身份。老照片是唯一、最真实的视觉证据，帮我们找回千百年来的历史遗迹。

 (王溪，英国伯顿大学摄影在读博士，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老照片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