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卿 安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唐伯虎初为诸生时所做《伥伥诗》，竟一诗成谶。意气风发纵酒狂歌的年纪对自己的未来却有如此估量，这莫非也是唐伯虎的过人之处?
在唐伯虎坎坷而又悲喜交欣的人生里，有两大幸运和两大不幸。
唐伯虎祖籍晋昌，即现在山西晋城一带，父亲唐广德是普通的苏州市民,以开设酒肆为业,其母邱氏也是本地的民女。因他出生那年是庚寅年,故取名唐寅,因在家中排行老大,因此乡人便叫他唐伯虎。唐伯虎虽然出身寒门，但餐馆生意还不错，应该算是中产阶级，供唐伯虎读书画画还是绰绰有余，如是少年时候的唐伯虎能有条件跟从沈周、周臣学习书画，而此二人当时皆有名望。尤其是沈周，水墨技巧纯熟、诗文俱佳、熟读三坟五典、以丹青自处、为文人士大夫仰慕；在绘画上开宗立派、山水花鸟皆臻一流境界，为画界倾心；事母至孝，急于邻里之难，为道德家钦佩；身怀绝技而不自傲，遭人忌惮而能委曲求全，安贫若素，为隐逸之士所折服。周臣山水师承陈暹，曾取法于李唐派系，因此山石坚凝，用笔工致，与戴进并驱，则互有所长。周臣人物画也非常出色，古貌奇姿，绵密萧散，各极意态。融含“院体画”与“文人画”是周臣画作的最大特点，也直接影响了唐伯虎后来师法北派的画风。
选对了老师是唐伯虎的一大幸运。
在吴门四家里，唐伯虎是最有才气的一位。吴门画派是个文士气十足的画派，它能与浙派分庭抗礼也表明了它的文人化立场。沈周诗书满腹，有隐逸之风可谓谦谦君子；文徵明性格内向，文静而严谨，老成持重，不交权贵，有隐士之风度；仇英严谨慎密，人又勤奋，作画丝丝入扣，可谓一代做手。唯独唐伯虎，以诗才为上，花鸟笔墨技法不及沈周，山水功力不及他的同学仇英，比起他的老庚文徵明也差一截。然而他聪明过人，他虽为吴门，山水却取法马远、夏圭一路，也许有周臣的引导，但造诣却远出周臣。当然也不是说唐伯虎的画就没有工夫，只是相较于吴门的其他三家而言，唐伯虎更偏重于才气。事实上唐伯虎体现的是一种全面的造诣：他的花鸟如《春雨鸣禽图》是典型的水墨写意，《秋风纨扇图》、《孟蜀官妓图》则是典型的工笔。也就是说他既能做书法式的笔墨挥洒，又能做行家式的三矾九染。《春雨鸣禽图》是唐伯虎的花鸟画传世名作，也是花鸟史上一件颇有代表性的作品，八哥落在枝头，仰首欲鸣，我们能觉察到树枝的微微摇曳，以及八哥刚落脚时，鸟与树枝二者瞬间的微妙感受，这比起纯粹静态的鸟禽画法要高明的多。所谓传神之妙，莫过如此，这也是唐伯虎的才气所在。书法秀逸，题诗“空山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余”更加拓宽了画面的意境。
清代恽南田评价唐伯虎：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笔，做南宋人画法。李唐刻画之迹，为之一变。全用渲染，法其勾斫，故焕然神明。当使南宋诸公皆拜床下。
恽南田说的应该是唐伯虎的山水画，我们可以从《落霞孤鹜图》里找到印证。画面取王子安《滕王阁序》诗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意境，此画近于南宋院体，高岭耸峙，唐伯虎以狭长逼仄的构图来表现空阔的秋景，真是发人之未所想，几株茂密的柳树掩映着水阁台榭，也掩饰了画面的缺陷。柳树的楚楚风神，却正是唐伯虎的才气所在，试想如果以文徵明的“细笔”，如何能表现秋之萧杀以及他内心的落寞呢！自题诗曰：
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骛渺无踪。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
诗句除了牢骚还有与少年才子王子安的惺惺相惜。因此以唐伯虎的才气而论，可谓数百年不世出之全才。
唐伯虎自幼聪明颖悟，过目成诵，16岁时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少年得志，往往恃才傲物，不思进取。唐寅十九岁时娶徐廷瑞的次女为妻，两人感情融洽，按理说幸福生活从此开始，可惜好景不长，徐氏大约廿四岁的时候患病去世。悲痛接踵而至, 唐伯虎的父母、妹妹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面对如此怆痛，唐伯虎一蹶不振，经常与邻居张灵等纵酒游玩。祝枝山知道后特地去规劝，为了说服唐伯虎，他还把张灵收为自己的学生，在著文作诗或作书时，让张灵在一旁侍候，因此张灵也进步很快，后来竟成吴门主将。祝枝山青年时期的诗文书法已经闻名乡里，可谓青年才俊，草书颇有成就，这对唐伯虎的书法帮助很大的。两人性情相投，遭际与共，他们的友谊成为佳话。祝枝山长唐伯虎十岁可谓兄长，在兄长的督促下唐伯虎从此规规矩矩读书以求取功名。
弘治十一年（1498），唐伯虎与文徵明一起参加乡试，文徵明名落孙山，唐伯虎乡却名列第一，成了南京解元。一时名震江南,声誉鹊起,交对朋友是唐伯虎的第二大幸运。
唐伯虎春风得意,第二年进京应试，同行是江阴一巨富之子徐经,因唐伯虎文誉籍甚,一路上公卿造请者不断。人出名了真好,出门无须带盘缠。这原本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唐伯虎的才子式的任性使气口无遮拦让却他吃了哑巴亏，徐经一路的辛苦奉迎，终于从唐伯虎的“时漏言语”里了解到一些门径，得以行贿会试主司程敏政家僮。预先得到试题后，便请唐伯虎帮他写篇文章,而唐伯虎却不知情。此事不久就被揭发，“天子震赫”，唐伯虎也锒铛入狱。经过一年多的审讯, 后来经同乡吴宽的求情，才得以赦免。唐伯虎虽被释放出狱,但已罢官并发配到浙江偏远之地为小吏。经过这番折腾唐伯虎已经声名扫地,科举仕途已经无望。唐伯虎十分悲痛，当然也没有去赴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士可杀，不可再辱”。
因才得名,因名而罹祸,唐伯虎心灰意冷，既耻于去当小吏,又愧于见江东父老,31岁的唐伯虎开始游山玩水以排遣苦闷。唐伯虎足迹遍布浙、皖、湘、鄂、闽、赣等省。此次壮游一年有余,名山大川尽收眼底，这为唐伯虎日后山水画的宏阔风格埋下了基础。唐伯虎两手空空回归故里，因为贫困，夫妇反目，妻子(续弦)弃他而去,与中了进士的都穆结合。原本说来，半路夫妻散场，屡见不鲜，也不见得是什么不幸，毕竟唐伯虎朋友不少，“家无儋石，客尝满座”也不至于郁郁终日，只是他不治生产，过日子就成问题。有人劝他卖画为生。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其实是下策。前人皆以画贵，不以画显，而唐伯虎却要以这“雕虫小技”显名，实在忧闷的很呐！因此唐伯虎放浪形骸，狎妓聚饮,纵酒浇愁,混迹烟花柳巷，以掩饰内心的侘傺惆怅，这是失意文人的一贯做法。依我看，唐伯虎原本可以卖画成富翁，可惜他生不逢时，假如他晚生200年，他一定赶上卖画的好时期。当时的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才刚刚踏入江南，就象唐伯虎的祖辈来到苏州经商一样，他们的经营尚在积累之中。两淮盐商，他们据居扬州，通过运河的漕运，渐渐垄断了淮南、淮北的盐业。新安商人也经历两百余年的经营和积累，到了清前叶，这两支商邦形成了亦贾、亦儒、亦政的处世特色，他们以自己的经营魅力和财富的光泽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这些人以“急公好义”的形象进入仕途，他们的子弟则通过读书登科，几代下来，成为了缙绅巨族、豪门贵戚。同时他们也带动一些官僚、士子、文人弃官、弃文为商。亦贾、亦儒的徽商经过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已经具备了较高的艺术鉴赏力。他们除了收藏字画、刊印图书、考辩真伪、据为奇货，还修建楼馆园林供文人墨客游玩或延请为馆中清客。因此画家云集扬州。这些人当中有“新安画派”的创始人渐江、查士标、汪之瑞；有“皖派”梅清、戴本孝、肖从云等；有“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有昆山画家周笠；还有袁江袁耀父子、肖晨、李寅、颜峄、颜岳等等，甚至连界画（被画界贬斥的一种以直尺画建筑物的绘画）也一度中兴。如果唐伯虎在世，一定能一展身手卖个好价钱，因为他的画风是主流喜欢的。
唐伯虎的不幸是一种生不逢时的画人的不幸。
然而，唐伯虎沉静在烟花柳巷，寄身妓院，执意要在红粉中寻觅知己。他曾作《秋风纨扇图》，题款曰：“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并刻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以示放荡无检，自暴自弃，大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据我估计，这个决意风流的人却未必讨到多少娘们的欢心。也许只有沈九娘，能给他一点安慰。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唐寅续娶患难中的红颜知己沈九娘为妻,随后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屋,并取名桃花庵。
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虚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
正德九年（1514年），宁王朱宸濠来聘请唐伯虎去做门客，对于落魄文人来说，“知遇”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当时文徵明也在聘请之例，而文徵明拒绝了。也许是因为文徵明的先见之明，也许是因为文徵明的性格使然，日子过的不错，也就不必折腾。
唐伯虎赴南昌半年余后却察觉宁王图谋不轨，为了不引祸上身，唐伯虎苦思脱身之策。最后以装疯裸体之下策脱身而归。如此尴尬的行旅，另唐伯虎啼笑皆非，三年后，朱宸濠造反败露，唐伯虎惊魂甫定，投入佛家怀抱，从此砌底绝望。由于放纵声色，心力交瘁死神过早就降临了。好友祝允明、文徵明等凑了些钱为唐伯虎安排后事，祝允明写了千余字的墓志，由王宠手书，就这样草草安顿了这位旷世风流才子。
唐伯虎的墓就在苏州王家村，荒草野水之间，凄凉无比。后来宋荤为其修建墓地，洪升做诗曰：“不知他日西陵路，春风谁吊柳七郎”，这诗是将唐伯虎与宋代词人柳永比对。柳永半生混迹于烟花巷陌中，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为其安葬。出殡时，东京满城名妓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谢玉英为他披麻戴重孝，两月后因痛思柳永而去世。柳永因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唐伯虎白白背负风流之名，却连柳永还比不上，想来又是一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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