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维领域内，一个哲学概念发挥着若干功能，这些功能本身是由各种内部变量限定的。当然，也存在着外部变量(事物的状态，历史的重大关头)，它们与内部变量及上述功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的消亡并非屈从于人们的意志，而只是因为新的思想领域中出现的诸多新功能将它驱逐出去了，因此，对一个概念进行批判毫无意义，倒不如去建立新功能，发现新领域，进而使这个概念失效。
主体这一概念也也不例外。长久以来，它发挥着两重功能，第一，当共相不是由客观本质，而是由行为事实，纯理性或语言来表征时，它就在这个领域发挥着普遍化功能。就此，休谟标志着主体哲学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他要求的是行动，而不是既定的数据，当我在说“总是”或者“一定”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样，与此相对应的领域确切地说，就不是知识领域，而是作为知识的新的基础的信念领域。当我大胆地说出我所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这种信念在什么情况下是合法的？其二，当主体不再是一个物或者灵魂，而是一个人，一个鲜活的，有知觉的，能和(我－你)交谈的人的时候，在这个领域中，主体就发挥着个体化的功能。那么，主体的这两个方面，普遍的“我”(“I”)和个别的“我”(“me”)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呢？即便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难道它们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吗，这种冲突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所有这些问题一起催生出了所谓的主体哲学，在休谟那里如此，在康德那里亦然，他们对抗“我”(“I”)，他们把我(I)视作时间的决断者，将我(me)视作时间中的可决断者)。到了胡塞尔这里，在《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结尾，相似的问题还会被提出来。
我们能否探寻到新的、能够引发变动的功能和变量呢？多亏了新的空间时间变量，“独一化”这样的功能已经逐渐地侵入了知识领域。这里的独一性(singularity)，不只是普遍性的对立面，还指的是这样一种要素：通过将其扩展而接近其他要素从而获得一种连接关系，这是数学意义上的独一性。接下来的趋势是，知识或者信仰被排列或装置这样的概念所取代，后者意味着诸多独一性的发散和配置，这类掷骰子般的发散，构成了一个无主体的超验领域，杂多(multiple)变成了名词：多样性(multiplicity)。而哲学成为关于多样性的理论。重要的不再是真假问题，而是独一性与规范性问题，特殊与普通的问题。独一性功能取代了普遍功能(在新领域内普遍性毫无用处)。这甚至表现在法律领域内：个案或判例这样的司法概念摧毁了普遍性，促进了独一性的扩散，促进了延伸的功能。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概念不需要任何的权利主体。相反，一个没有主体的哲学则有一个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概念。
与此相关，非人格化的个体化类型可能是自我强加的。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事件――一个生命，一个季节，一阵风，一场战斗，五点钟——成为个体性的？对于那些非自我或者非人格的个体化，我们可以称为ecceities或者hecceities，进而问题就会产生：较之自我而言，难道我们不更是诸如此类的ecceties？从这一点审视英美哲学和文学，就会发现它们特别有趣，因为他们为“我”(me)找到的意义仅仅是语法构造上的。这个事件就会引发出一系列关于构造(composition)与解构造(decomposition)，迅速与迟缓(slowness)，纬度和经度，权力和情感(affect)的复杂问题。同所有的人格主义，心理学，语言学相反，他们提出了第三人称，甚至是第四人称单数，非人称化的“它”。 借助于这个“它”，较之“我”和“你”之间的空洞交换，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和我们这个共同体。总之，我们相信，主体这个概念已经绝大地丧失这样的旨趣：代表前个体化的单一性，代表非人格的个体化。但是，将概念彼此对立从而去确立哪个概念最好，这还不够。我们应该面对这些问题域(概念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以便去发现，借助怎样的力量，这些问题才能改变自身，才能要求新的概念构成。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关于主体的论述不会过时，但也因此，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去发现――这要归功于他们――这些问题将我们从“回归”中拯救出来――回归只会表明我们追随他们的无能。在此，哲学的立场同科学或者艺术的立场并无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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