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日前召开“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侵权多、官司少等一系列新旧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让人对于法律武器的运用和完善充满期待。然而，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法律之剑所不能完全斩除的病灶——美术创作的剽窃之风，才是美术作品著作权被侵犯的根源，理应受到重视。
美术界“拿来”之手段五花八门。“拿来”可能是对整幅作品的照抄照搬，也可能是有选择的挪用：对作品局部放大使之独立，或者是对作品的“意临”：对构图、色彩、造型等元素稍加修改或变形，抑或是不同画种之间的跨界模仿：以不同的艺术语言“翻译”创意。在后现代艺术中，挪用作品甚至成为美术家打破传统艺术观念的一种手段——将历史上的名作原封不动地拿来，或稍加修改，或组合后加以展示，置入新的语境使用。
正是因为有了变化多端的“妙法”，再辅以中国美术师承和临摹的研习传统，一件相似的美术创作是否构成剽窃常常难以认定。艺术风格不能说不能模仿，许多艺术元素的挪用似乎在法律上也构不成侵权，展望四野，各式各样的剽窃和模仿在纯艺术创作、设计等各个美术领域里大行其道，无怪乎许多被侵权者摇头叹气：官司打不起，打不赢，更打不过来！“剽窃”的难以界定，助长了“拿来”之风，如今，与艺术创造精神背道而驰的模仿、抄袭、剽窃，已然泛滥开来，成为美术创作的一条“捷径”。
“拿来”之风盛行的原因更在于，艺术原创往往是十年磨一剑，而“拿来”效率最高。中国文化讲究传承，中国美术不仅需要“画内功”——画家对美术技艺的反复研习和娴熟运用，更需要“画外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方能以精妙之笔墨写出心中所思、耳目所感，设计出既有文化韵味又方便实用的产品。因此，中国美术难以速成，尤其是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中国画。
这种成就之慢，在“短、平、快”的现代社会，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因此，为了能够早日得到业界和市场的认可，许多人开始运用“拿来”的方法，不耻于模仿与抄袭。习传统者，拿来宋元明清、近现代画家甚至自己的老师的艺术构思、艺术语言、风格样式；习当代艺术和现代设计者，拿来外国美术作品的创意、艺术形式或制作材料。拿来拿去，在时下的美术界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而且唯恐落人之后。一旦拿来“成功”，拿来者便拥有了可以标榜的所谓的艺术风格，便开始了艺术创作的自我复制。虽然许多美术作品流于表面形式，没有来自自然与生活的真情实感，甚至无病呻吟，然而，因为有名利保驾护航，作品也不乏市场；因为便利快捷，跟风者众多。书画艺术的“画外功”就这样在名利的诱惑下、在拿来拿去中，离本意越来越远——行万里路是为了在各种社会应酬之间赶场，读万卷书是囫囵吞枣，为了遮丑或摘取能够借用的一言半语。
“拿来”之风的泛滥损伤了艺术原创力。有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拿来主义未尝不可。现实却是，美术界的拿来拿去，虽然有些是有选择的拿，是为我所用的拿，甚至是不亢不卑的拿，但相当一部分未能在拿来后消化之并运用之，表达的也不是画家本人的真情实感。超出了学习的范围，超出了正当运用“模仿”和“临摹”功能的范畴，得其皮毛而不是得其精髓，更不能升华为艺术创造，这种“拿来”一旦成风，不单单会滋长投机取巧的不良风气，带来竞争的不公平，更容易在模仿的模式中产生依赖性，窒息创造力，导致才思枯竭，使创作总是处于拾人牙慧的状态，甚至落入邯郸学步的境地。
中国美术不能容忍这种懒于思考、懒于开拓的“拿来”之风。艺术经验需要在临摹中传承，艺术风格需要在师承中延续，艺术创新需要在海纳百川中生成，这一切，需要在点点滴滴的积累和不畏艰难的开拓中完成。艺术贵在精神，无精神则形同朽木。美术创作者应该看淡艺术语言的掌握，看淡艺术风格流派的形成，将中国艺术精神放在应有的高度，不为时弊所惑，在名利的洪流中把持住自我，中国美术也才能于盈袖书香中、在鲜活的自然和生活里，开启艺术新天地，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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