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西藏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班开班，来自西藏各地的30名具有一定唐卡技艺基础的学徒或从业者参与培训。培训既有藏族美术史略、西藏传统雕塑、西藏当代艺术等课程，也有唐卡与国画技法、素描技法相关课程 晋美多吉 摄
争议焦点：标准化、同质化、去中国化
2015年7月中旬开始，文化部、教育部启动了传承人培训计划，在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在内的20余所院校陆续展开。针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非遗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中青年传承人及传统工艺项目学徒或从业者，培训被分为研修、研习和普及三个层次进行差异化培训。2016年，根据工作计划，承担培训的院校增至57所，并在此前提出的“强基础、拓眼界”基础上，增加了“增学养”的内容。
然而，这一旨在为民间艺人补文化修养、艺术基础、传承品质的培训计划，却招致一些专家质疑。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副所长陈竟毫不讳言地向半月谈记者表达了他的判断：“这不是培训，而是异化和改造。培训中教学的理念、方向、方法以及课程的设置都值得商榷。当务之急，必须放弃对传承者进行技艺上的培训，因为非遗是一个民族的根文化，它的文化基因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传统就像一棵大树，树根和树干是其根本，长出的枝、花、果实可以通过嫁接的方法产生新品种，但根本的文化特性、传统技艺不能随意嫁接。”
“草根文化的传承与精英文化的传承是两码事。用大规模培训的方式来培养非遗人才，不符合草根文化的传承规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举例，历史上，某瓷都就试图通过统一制式的教育培养制瓷工艺人才，结果造成同质化严重，影响了瓷器文化创新能力，导致瓷都走入低谷。
中国音乐界“八音盒式”的标准化培养模式，也导致了大量同质化人才的产生。许多有个性的民间歌手，一经学院派改造，个性全无。非遗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地域文化上的独特性，只有维护好这种独特性，才能实现文化的多样性，而大规模的统一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容易破坏这种独特性。例如，把湘绣、蜀绣等艺人召集一起，让他们相互学习，很容易造成蜀绣不像蜀绣、湘绣不像湘绣。
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参加培训的非遗传承人。多位参加培训的学员反映，教学内容确有西方绘画、雕塑、设计等内容，欣赏的音乐包括西方名曲，并且被要求在自己的剪纸作品中体现名画名作的场景人物。“培训班曾教我们画浮世绘，画油画名作。不仅非遗看不到，连中国元素也都快没影了。”一位吉林学员说，他希望有影响力比较大的民间大师来上课，而不仅仅是高校老师。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产生了丰富多彩的非遗。我们的多样化损失多少，文化精髓就损失多少。”
培训直击：“对症下药”还是“一锅乱炖”
非遗传承人培训，因其承办学校、所涉门类不同而在课程上千差万别，造成了学员们学习感知不尽相同。有的传承人觉得学到了在民间技艺传承中学不到的新方法;也有传承人抱怨，学了“洋法”反而会捏的不会捏了，会画的不会画了，会剪的不会剪了。
半月谈记者前不久来到南京艺术学院古籍保护与修复非遗传承人培训班旁听课程。这是南艺承办的第二期培训班。课堂上，一位来自武汉大学的教授进行了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的知识讲座，介绍国外研究机构总结出来的一些化学、物理方法，但同时表示，这些方法未经实践，尚不能确定是否适合中国古籍修复的国情，建议大家可以尝试。
对于“新鲜”的修复手段，很多传承人表现出极大兴趣。一位常年从事书画修复的学员说：“以往没有系统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一直沿用传统方法来保护古籍，这些新方法可以回去试试。”
本期培训班的负责老师之一，南艺人文学院文物修复系讲师王君介绍，学校安排了10天理论课程、20天实践课程，通过开设古籍版本鉴定、古籍修复等课程来“强基础”，开设古琴、书法、篆刻、茶道等赏析类课程“增学养”，通过雕版印刷以及外出的实践性课程“拓眼界”。授课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既有多名古籍修复方面的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也有国家非遗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广陵刻经处的行业专家进行授课和实地演示。此外，还有南艺老师负责教授茶道、古琴、篆刻等方面的知识。几位专家对南艺的课程设置表示了肯定。
记者在东北师范大学2016暑期非遗培训日程与课程表上看到，除去讲座、参观等内容，学员“大课”共有三项，时间均为5天：色彩语言实践课、精致素描、木版画等。甘肃省今年上半年的剪纸传承人培训班中，共设置5个培训板块，分别是文化理论基础、艺术欣赏、美术基础与实践、现场教学和学术讲座。其中，有4课时的西方美术名作欣赏和32课时的素描与速写等。
部分专家认为，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从不以素描为基础，也不需要对西方美术有更多了解，高校在培训班课程设置上舍弃民间美术传统而改学西方美术传统，无疑是“下错了药”。而承担培训的高校则认为，非遗门类庞杂，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差异，不能用某些不合理的课程设置而否定整个传承人培训计划。
“门类不同，课程迥异。”王君举例说，在南艺第一期手工印染培训中，设置了文化产业培训课程，到了第二期古籍修复培训中就去掉了这一块。手工印染涉及销售，需要给传承人相关的知识普及，而古籍修复面对的是文物，就肯定不会涉及产业化。
厘清关系：“拉上来”不如“扑下去”
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开始，我国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走过15个年头。15年来，从提倡“保护为主”，到强调“传承发展”，再到如今提出“振兴传统工艺”，国家与社会对非遗工作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其中，传承人培训计划无疑是传承方式的一大创新，但同时也备受争议。
陈竟介绍，过去是让高校老师和研究者直接拜民间艺人为师，现在则是反过来，让传承人拜高校老师为师。这种方式和思维将对非遗保护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许多非遗传承人是农民，非遗是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在培训班上用西方美术教学的套路去培训传承人，让他们画素描、搞透视，是典型的“去中国化”，是在异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内核。
文化部非遗司巡视员马盛德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非遗的自发性传承困难增多，断层现象愈发严重，单纯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已不能适应年轻群体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如今，迫切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完善传承链条，扩大传承人队伍。将大学和非遗的传承联系起来的做法不无裨益。“需要强调的是，研培计划并不是要取代原有的师徒传承，一个多月的综合培训也不可能完成任何一个科目的系统教学。我们的目的是让传承者提高理解和领悟能力，让传授者探索更好的传授方式。”
“不应让艺人上来(参加培训)，而应让知识界下去(向传承人学习)。说到底是谁向谁学的问题。”冯骥才说，日韩等国家的“人间文化财”、“人间国宝”等非遗保护工作，都是要求专家下去，而不是把传承人拉进课堂，让大学教授去教传承人审美，更不是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去培训传承人或是挑选非遗项目。绝不能将保护与开发混为一谈。
目前，国务院公布四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各省区市公布1104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初步形成。“然而在这一万多项非遗背后，90%以上没有专家的学术支撑。反观韩国，一共只有100多项，但每一项非遗背后都有一大批专家团队帮助传承人进行梳理，用精英文化的眼光去识别民间文化独特的精髓。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一对一，甚至是多对一的，而不是一对数十甚至上百的培训模式。”冯骥才说。
“我们在保护非遗的道路上亟须厘清关系、转换思维、回到原点，反思一下保护非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无非有二，一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二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苑利认为，理念一旦发生偏差，培训越多，对非遗的伤害也就越大。(半月谈记者 蒋芳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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