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画《走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是为了配合大办高级社而创作的宣传画
沈今声等创作的《农业合作化是让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宣传画《家家户户踊跃入社，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描绘了农民交出土地证的情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一些斗争的催化下，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很快到来。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对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956年1月由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正式出版，合作化运动的主流转向迅速奔向建立高级合作社。
宣传画《走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显然是为了配合大办高级社而创作的宣传画。画面上的人物众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连各种生产工具也描绘了进来。在这种热闹、欢腾的背后，应该看到的是从初级社阶段发展到高级社阶段的某些重要变化。在初级社阶段，仍保留了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仍归农民所有，只是土地入股分红，社员除了按劳动工分取得报酬之外，入股的土地和交付农业合作社使用的耕畜、农具等均得到相应的报酬;到大办高级社的阶段，农户的土地无代价转为集体所有，其他生产资料如耕牛、大中型农具作价转为集体所有，农民只可以保留自留地、小型农具和小型家庭副业的经营权;全社社员分编成若干生产队，按照统一计划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参见萧国亮、隋福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2010)》，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3月)最关键的变化是全中国农民从此失去对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对于人们记忆犹新的《共同纲领》关于“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毛泽东认为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他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不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对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设想通过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还要经过什么?(出自《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编写大纲》，载《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89年第1期，转引自庞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第202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马乐群、黄振亮合作于1955年的宣传画《家家户户踊跃入社，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就是对农民交出土地证情景的描绘。这幅宣传画与土改完成后描绘农民领到新土地证的喜悦景象(如刘子久约创作于1951年的新年画《领地契》等)正相对照，短短几年间的巨变迅速地证实了董时进在1950年初的沉痛预言：以后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后来的残酷历史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
再回头分析《走合作化的道路》这幅宣传画，画家着力描绘了密集的人群、丰收的成果和各种生产资料，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大办高级社阶段的现象特征;另一方面，画中主要人物均高举手臂作欢呼和喊口号状，这也反映出一种比较典型的运动式心态。一般来说，除了像土改斗争、阶级斗争等题材以外，高举手臂喊口号的图式语言总是与某种政治运动的动员联系在一起。但从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上看，这幅宣传画的人物形象都很光鲜滋润，有点像是打扮成农民的城市小资分子，还明显地带有旧月份牌绘画的形象特色。
为了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让大家富裕”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提法。沈今声等创作的宣传画《农业合作化是让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约1954 年)通过左、右两个画面的对比把单干受穷、合作富裕的道理很直观、形象地表现出来。曾创作了《开国大典》(油画)的著名画家董希文也创作了一幅题为《我们要走互助合作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1954年)宣传挂图，更为具体地把如何合作、如何共同富裕的情景描绘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已经把“合作化的道路”升级为“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后来的革命宣传画中，真正有力量、有气势的“道路主题”根本就无需以这种物质直观的、感性的图像来进行诠释，而是通过宏大的场面、浩荡的队伍、领袖或红旗的指引来完成动员的任务，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革命宣传画在建构类似“目标神话”这样的主题时所创造的最为合适的图式语言。
蒋兆和创作的宣传画《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1957年)是很典型的宣传画主题创作上成功的例子。同样还是蒋氏的那种水墨设色国画技法，但是这种图式已经彻底宣传画化了。以领袖指引着革命方向、前进道路或革命航程的形象与前进中的革命人民合为一图是革命宣传画中的常见图式，但是有些这类图式的宣传画只是比较抽象地表达对领袖的崇拜或听从指引之意。而在这幅宣传画中，如果联系到毛泽东极力推进高速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可以说它显得极为真实地反映出个人意志与实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在关系。当然，这种客观的真实性并非作者在创作时的想法，或者说同样的这种客观真实性必须被转换为流行的主流话语才是创作者当时的想法，如“在……的英明领导下”或“……指引着我们”等等话语。由于这幅宣传画在主题上和画面形象上以及艺术表现上都具有明显的代表性，因此值得作一些探讨。
画面上的领袖形象意气风发、英明可亲，他高大的形象耸立在天空中，手举书本指引前方;在他身后是丰收的田野、滚滚的稻浪， 下面是一排排昂首挺胸、充满了自豪与幸福感并高歌猛进的合作社社员，前进的队伍中还牵着驴和牛，其中很多农民手里也是拿着一卷文件。从领袖手中的书本到社员手里的文件，这个细节应该不是随意创作出来的。在大力推进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发文件、作报告、亲自编书都是高度重视，我们甚至可以从1940 年代就开始把他有关的著述、文件排列出来：1943年10月的《论合作社》、同年11月的《组织起来》的演讲、1951年9月亲自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953年4月1日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写的按语、1955年7月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亲自主编、并撰写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另外，在这幅宣传画中，我们可以想起毛泽东对合作化运动说过的一些名言，如“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见《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3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等等， 这些后来都成为了激进主义的重要而且广泛流传的话语。
这幅宣传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原来的题目“向着农业合作化迈进”要改为现在的题目(此图原题为《向着农业合作化迈进》，在印刷品的背后有李琴写的一段评述)。在合作化运动中，这是最关键的话语。当时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例：“河北大名县五区堤上的两个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凭你自由选择，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是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赵士刚：《回顾与思考——共和国经济建设之路》(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转引自萧国亮、隋福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0)》，82页)这些生动、真实的事例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我们不妨想像的是，在现实中没有谁敢于承认自己想走地主或美国的道路，宣传画中的这些普通农民就是这样从那两张桌子旁走过来的。
但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农民中，有部分人在1956～1957年间并没有“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而是又走回去了。在1956年的秋收前后，各地不断出现农民要求“退社”的风潮，原因是多样的：全国总体上有多达20%农户收入减少、劳动失去了自由(有社员甚至说“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干活受管理干部的气、干部打骂社员、贪污多占等等。(参见罗平汉《1957年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当代历史问题札记》第21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8月)从根本上说，以强大的政治手段推行的集体化运动必然派生出以行政手段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1956年的秋收分配证实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收入明显下降。因此，全国不少地方陆续出现闹退社的风波，很多农民进京上访，还有上千农民集会游行要求退社，有的地方甚至动手分地、分粮、自行散伙。据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收集到的各地材料估计，退社户已占社员户的百分之五，不少合作社已相继垮台。(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第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由此而引发了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幅宣传画也是有着明确针对性的。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在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宣传画创作中，类似这幅作品这样的图式语言是非常典型的，从中可以分别提炼出来的重大母题是：领袖、人民、方向、前进、道路等，可以作为一个图式框架适应各种口号和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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