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多半都是以契合自己内心的方式在不可动摇的现实模式中去记忆历史。
“在日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住英国的第一任首相是谁，甚至就连在二战中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战神、英国第62任首相丘吉尔，也早已被天天更新的流行歌手不加掩饰的无技巧口水淹没得无影无踪。但是，若提起诞生于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任期内的苏富比、还有稍微年轻一些的佳士得这两家拍卖行，人们却仿佛是一手抱着一个芳艳不老的魔鬼佳人，永远能够津津乐道。那是因为，它们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让日本人争先恐后地吞下了数百亿美元的艺术炸弹，将日本当时的泡沫经济推向了美丽的爆点——”
尽管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已经过去10几年了，内森同行跟我说这话时似乎仍旧余怒未消，特别是只要提起佳士得，他声音就走调，几个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像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听松本大夫告诉我，内森的家族也是那场西方油画风暴中的受害者，他父亲因为无法偿还金山一样的债务而自杀，他们家族因此而蒙受了多年的羞辱。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营一家渔业公司，虽说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过得十分殷实，除开本业收入之外，在北海道还有几处房产。”像很多日本同行一样，内森记者有着刚毅、务实的风格，讲起话来一钉一铆，全然没有咱们中国同行惯用的“语言造势”。
“1988年，当时日本的房屋价格一路疯长，我父亲变卖了几处房产，用那些钱去炒股，接着又在股市上挣了一大笔钱。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大学，印象中家里的钱突然一下子多得花不完，父亲为我和两个弟弟都买了轿车，又帮我们在东京重置了娶老婆用的洋楼。
“1989年年底，日经指数从6000多点扶摇直上，创下了38975点的历史天价，上涨94%。狭小的日本国土似乎已经难以承受突然膨胀的资本积累，一些富得发狂的日本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艺术品投资。恰巧那时候欧洲开始面临高度繁荣后的严重经济下滑，原来一直以伦敦为艺术品交易中心的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巨头，看到了日本新富们急切寻找投资入口的渴望和欧洲旧贵族们羞于启齿的经济窘境，他们一面劝诫那些节衣缩食维持社交场面的贵族们打开壁橱，取出自家收藏的艺术品交由拍卖公司拍卖，体面地兑换现金，一面通过夸张的广告、豪华的预展，向日本暴发户们炫耀欧洲艺术家的绝世文化魅力和节节攀升的黄金含量。
“由此，腰缠万贯的日本人被牢牢地绑上了欧洲拍卖帝国的战车。那时候，日本各大银行争先恐后地降低门槛，为一些艺术品投资者大开贷款之门。报纸、电视天天都在大讲艺术品投资的巨额利润回报，一幅画一年之内价格翻上几十倍的神话像瘟疫一样迅速进入了每一个日本家庭。梵高、毕加索、雷纳阿、塞尚、基弗……这些早年大部分日本人没听都没听过的名字，一夜之间仿佛成了公众的财神，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我所在的大学里，就有一些油画爱好者，临摹那些人的画拿到附近中小学去卖，骗那些小弟弟、小妹妹的钱。
“我做过调查，从1987年到1990年间，日本人一共从西方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一举占领了30%的世界艺术品市场。我父亲就是那个时候陷入了‘油画投资门’，3年时间，他除去投入自己的所有可动资金外，还总共向银行贷款了300亿日元，全部用于去伦敦佳士得购买西方现代派油画。
“有人说佳士得、苏富比在拍卖艺术品的同时，也把自己打造成了行为艺术家，这话一点都不算夸张，1987年3月30日，就是佳士得行为艺术的一次绝妙表演。那一天，是印象派大师梵高诞辰134周年纪念日，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在这个充满了悲情和激情的时刻，不失时机地将这位荷兰绘画大师的油画代表作《向日葵》推上拍场。其实，这一次拍卖的一幅《向日葵》只是梵高多幅同题材作品中的一幅，原为英国著名私人收藏家、采矿工程师出身的矿业家贝迪爵士和夫人伊迪丝所有，据说，他们是一九三四年在巴黎‘以几张歌剧票的价格’买进这幅画的，他们去世后，由贝迪爵士的遗嘱执行人交给佳士得拍卖行拍卖。”
内森记者告诉我，亲身参加过那一次伦敦拍卖会的父亲曾经激动地向家人描述：“那是一次魔鬼旋风式的交易，近60亿日元的买卖，前后仅仅用了才4分钟时间！”关于现场的详情，内森同行过后给我寄来了一份摘自当年《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
……拍卖词非常优美：“1888年2月，35岁的梵高从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寻找他的阳光和麦田，在那里，他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抽象物，那就是一团团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他用旋转的画笔，渲染了一株株奔放着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饱满而纯净的黄色调，不仅散发着秋天的成熟，而且更狂放地表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那一块块炽热的黄色，不仅融集着自然的光彩，而且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体验与永久激动……”
记者相信，在场的日本人一定从内心发出轻蔑的笑声，因为在他们眼里，英国拍卖师抒情而又略带磁性的嗓音并不是在念拍卖词，而是在为《向日葵》的原拥有者、乃至整个大英帝国致悼词。
“起拍价500万英镑！500万、”拍卖师话音未落，马上有人应价：“600万！”
接下来是一轮以100万英镑为加价起点的竞争，其疯狂的程度，就算是《百万英镑》里面那个该死的美国乞丐和两个打赌的英国大佬活过来，也会为之目瞪口呆。
“700、800、900、1000万！”拍卖师的脸上浮现出释然的神态——1000万英镑，这是拍卖行事先为这幅作品估计的成交价。此时，一部分买主先后退出竞价，只剩下两位没露面的买主仍在通过电话报价继续竞争。立刻，媒体记者朝会场左翼的电话席靠拢，所有闪光灯、摄像机的镜头一齐对准了两位经纪人。
与拍卖师越来越自信的神情相比，佳士得掌门人的表情却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知道，剩下两位电话竞争者都是日本人。而在此前，为了平息部分英国人对这幅惊世之作有可能被外国人买走而表现出来的愤怒，英国政府曾援引“超过13400美元的艺术品必须取得出口许可和英国公民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法令，想让英国买主占点便宜，没想到事与愿违，几位本土竞买者没过几招就败下阵来。
两位日本买主还在激烈竞争，一口气打到2000万英镑还不肯罢手：“2100、2200、2250……2250英镑！”拍卖师连问三遍，终于举起手里的樱桃小槌敲下，自始至终，这件拍品巨额成交，总共只用了短短的4分钟。尽管这一交易结果创造了西方现代派油画的价格新高，但是，记者在现场并没有感受到平常那种兴奋。许多人很快就打听到买主不是英国人。于是，大家面面相觑，沉默地离开了会场……
“几天后，在英国文化界人士的捶胸顿足声中，梵高种下的那株举世无双的《向日葵》，在警察的重兵保护下告别了伦敦。当天，英国和日本的各种媒体陷入冰火两重天。前者充斥着绅士们无力回天的哀叹和反思，后者则按耐不住胜利者的喜悦，详尽回放着本国富豪在异国领土上恣意挥霍财富、征服欧洲对手的真实场景，尽情释放出小国大民久压在心的霸主胸怀。”
内森同行是一位非常理性的记者，像许许多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富于强烈的民族反省精神，他用一句“小国大民”，极为恰当地描述出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民族心态。
“胜利者很快在媒体上曝光了，得到梵高油画《向日葵》的是日本安田水上火灾保险公司，他们大张旗鼓地为胜利品举办展示大会，随后又将《向日葵》放置在公司营业大厅的中央，无声地炫耀着主人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了众多日本人的关注，公司老板一夜之间成为国人心目中有能力打败欧洲劲敌的民族英雄，公司的业务也得到大规模的扩展，仅直接收益就超过2万亿日元。
“永远不满足昨天获得的财富，是拍卖帝国的永恒座右铭。佳士得首战告捷后，苏富比当然不甘寂寞，接下去三年，这两家世界拍行中的超级巨无霸开足了马力，继续将航空母舰驶入富得冒油的日本海。
“1988年，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以47.7亿日元购得毕加索的名作《杂技演员与年轻丑角》；西武百货公司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的名作《睡莲》；1989年，奥特波利斯公司以1570万美元在苏富比拍得毕加索的油画《皮耶瑞特的婚礼》；1990年，日本纸业大王斋藤分别以8250万美元和7810万美元购得梵高的《加歇医生》和雷诺阿的《红磨坊街舞会》，接二连三地打破了西方油画交易史上的最高价格记录……尽管这些疯狂到近乎抽搐的举动曾受到英、日两国政府的劝阻——英国政府极力呼吁画商们要惜售珍贵的艺术资产，一部分群众甚至在苏富比和佳士得公司门前聚会表示抗议；日本外务省则公开责骂安田公司的张扬‘有损日本国形象’。
“英、日两国政府基于不同角度的干预并未能对当事者起到任何阻止作用，一场接一场的火爆拍卖会，一次高一次的天价艺术品成交的槌声，仍旧不绝于耳地鼓舞着日本暴发户们的投资热情，他们当中不少人在花光了自己的全部资金后，又在日本银行家的鼓动下大量贷款，继续毫无节制地去伦敦抢购油画。据当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到了20世纪晚期，不到十年光景，日本人从西方进口艺术品总投资高达200亿美元，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的油画拍品，40%都落入日本买家之手。
“那一场抢购西方油画风暴的最大受益者是佳士得和苏富比，日本人只不过给他们当了一回提款机！”内森同行愤愤地说。事实的确如此，被日本企业和商人竞相将价格打上高端的艺术品拍卖，让那两个拍卖帝国迅速实现了资本扩张。1989年10月19日，苏富比上市公司的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
就在日本商人“与狼共舞”渐入佳境的时候，有关苏富比、佳士得的丑闻渐渐在业界传开。1998年，英国8位艺术鉴定家集体认定被安田公司拍到手的《向日葵》不是梵高亲笔所绘，是一幅赝品，三件真品仍保留在大英博物馆等地。不仅如此，另有一位鉴赏家明确指出此幅赝品出自谁人之手。但是，被黄金眼罩蒙住了眼睛的日本富豪们对此毫不理会，继续他们挥金如土的疯狂交易。用内森记者的话来说：“那个年代，连上帝看了这群疯子，也只有叹气的份儿！”
内森记者接着说：“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爆裂，国民经济由零增长到出现负增长。许多公司、工厂几乎是用头一天购买西方油画般的疯狂，争先恐后地破产、倒闭。为了抵债，富商巨贾们开始纷纷抛售刚买到手的天价艺术拍品，其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莫过于日本金融业巨子高桥治宪的遭遇，他斥资几千万美元购得德国现代艺术大师基弗的11幅作品，当作品送到日本的时候，他的公司却已经倒闭。于是，这11件作品未及拆封，就随即被银行廉价收购。
“倒霉的人远不止高桥君一人。在这场大甩卖中，斋藤拍回来的《加歇医生的肖像》以7000万美元卖出，赔了1250万美元；《红磨坊街的舞会》以3500万美元卖出，赔了4310万美元。有经济学家为此算了一笔账，不到一年时间，日本人的艺术品投资净亏了60%以上。据日本画商最乐观的估计，日本各银行当年以50亿美元购入的画作，现在最多能卖出14亿美元。业内人都知道，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人收藏的世界名画，其中大部分又重回西方收藏家手中，西方资本就像炒股票一样将那些美丽的尤物炒了个来回，从中赚取大笔差价。获得最大利益者当然还是那两家拍卖行，在日本经济泡沫期间，苏富比光是股价就涨了近5倍！
“最可恨的是，日本人的遭遇最终成为西方人的笑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英国《每月电讯报》曾针对日本艺术品投资泡沫破灭刊发过一条评论，文章嘲讽道：‘日本人终于痛苦的看到，他们当年趾高气扬用天价从西方买回去的世界名画，大部分已经以远低于原来的价格重新回到西方收藏家的手里’！”
关于父亲的结局，内森同行憋了很长时间才把详情告诉我。
“那场炒画闹剧结束后，父亲已是资不抵债，他不得不把从佳士得拍回来的油画以比买价低一半的价格抵给银行，银行再把那些画出让给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行。尽管如此，父亲的公司仍然债台高筑，他最后不得已，只好宣布公司破产，只身跳进日本海。当时日本跟我父亲有同样遭遇的人很多，报纸上天天都能看到此类“自杀新闻”。企业倒闭、倾家荡产的企业主更是不计其数……
内森记者最后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自杀前的那个夜晚，我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见他流了那么多眼泪。他喝得酩酊大醉后，痛不欲生地对我说：‘儿子，一辈子永远都不要相信两类人，一个是拍卖公司，另一个是银行家。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同伙！他们是大魔头、是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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