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大小小的英国博物馆、美术馆陈列中，观众不难发现许多展品的标签上都标着一行不起眼的说明——“这件藏品由艺术基金资助购买”。艺术基金(Art Fund，简称AF)，是英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慈善组织，它的职能是从公众中募集资金，资助博物馆购买新藏品。创立超过一百年来，AF已经为全英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提供了共超过5千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亿英镑，也即100亿元人民币)的资助，共购得超过86万件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艺术品。这些作品涉及古代艺术、当代艺术、考古学、人类学等文化艺术的各个范畴，其中不乏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巨匠之作，例如现藏国家美术馆的毕加索《哭泣的女人》、委拉斯贵支《镜前的维纳斯》、现藏大英博物馆的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图》等，这些作品巨大地充实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英国博物馆收藏体系。
创办公益性质艺术收藏基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罗斯金(John Ruskin)在1857年的一场讲座上的发言。他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对支持公共艺术收藏的潜力，提出应该存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体”来拯救和保护公共领域中的艺术收藏。1903年，这个理念终于得以付诸实现，“国家艺术收藏基金”(National Art Collection Fund，即AF的前身)由艺术家与艺术赞助人海宁汉姆(Christiana Herringham)、艺术家与评论家麦考路(D. S. MacColl)，以及艺术世家弗莱(Roger Fry)共同成立，作为对政府在公共艺术收藏方面的资助的补充。自成立以来，AF实行会员制度，从会员费、私人捐助、公开募捐活动等公共来源中募集资金，通过拨款、举办个别募捐活动等方式为博物馆购买新藏品提供援助。以2010年为例，AF就为超过70家博物馆、美术馆和相关机构提供了650万英镑的资助(超过机构全年支出的65%)，这些资助全部用于为这些机构购买藏品。这家固定员工只有大约40名的小机构对英国博物馆界作出了广泛而深远的贡献，要说它促成了英国公共艺术收藏在20世纪的发展也毫不为过。那么，AF是怎么吸引公众的参与，又怎么把资源分配到各家博物馆的呢？为了了解这个机构的运作，笔者采访了AF的媒体经理布鲁姆(Lizzie Bloom)。
《画廊》：根据我的理解，资助公共艺术收藏并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慈善理念，AF是通过什么方式吸引民众的参与，又如何把这个理念推广出去的呢？
AF：我们现在有大约8万名会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从最初的3000人到现在的规模。我们会不时推出一些公共艺术欣赏的项目，以拓宽我们的受众层，让一些对我们的工作不熟悉的人开始关注和了解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的会员。以今年4月推出的“国家艺术通行证”(National Art Pass)为例，这个“通行证”可以让用户免费进入分布于全英各地超过200家的收费博物馆、美术馆和历史遗址，还能半价购买各大博物馆——包括国家美术馆、泰特美术馆、大英博物馆以及V&A博物馆等机构的大型特展门票。这个功能强大的通行证的申请手续十分简便，只要在网络上填一份简单的个人信息，免费的通行证便会寄到申请者家中。三个月免费使用期过后，申请者可自行确定是否成为正式的付费会员。项目推出两个月以来，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成效，加入我们的人数有了明显增长。
《画廊》：这一批铁杆粉丝的支持为AF的运行起到了关键作用，会员的会费和其他私人捐赠成为AF的重要资金来源。以2010年为例，会员会费收入达到320万英镑，占年度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除此以外，基金还从哪些地方获得资金呢？
AF：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来自一些慈善信托会和基金会的捐赠，比如与我们保持长年合作的Wolfson基金会最近就确定将在未来三年内捐赠1500万英镑投入我们的收藏资金，其他主要的捐赠机构还包括Esmée Fairbairn基金会等。除此以外，我们设立了“AF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附属的商业机构，它负责操作所有跟公共艺术没有直接联系的收益项目，比如出售我们的会刊《Art Quarterly》上面的广告版面、通过图录或网店销售我们的艺术商品等。AF服务有限公司的所有利润都会通过抵税政策回到AF，以补充我们的运营经费。
《画廊》：每一年AF都收到大批博物馆的资金援助申请，申请个体涉及各种规模和种类的机构。为了保证资金运用得当，AF会对每一份申请进行评估。请问你们在评估这些申请时有些什么原则或偏向呢？
AF：我们的收藏资金援助对象包括艺术品以及广义上具有美学意义的器物，从古董到现当代器物都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的选择准则包括：第一，目标器物必须在广泛的受众层面上具有意义和价值，这也包括那些得到出口许可或免税的高价艺术品。 第二是器物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具有博物馆展示品质。第三，器物能在美学意义上丰富博物馆收藏，或者拓宽、发展博物馆的收藏领域。除此以外，我们对于提出申请的机构也有一些基本要求，比如机构必须在一年中至少有6个月对公众开放，而这6个月中每周开放的时间必须不能少于3.5天。同时，申请机构必须是通过博物馆、图书馆与档案馆委员会(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简称MLAC)认证的正规机构。
《画廊》：那么具体的拨款决定是谁作出的呢？
AF：所有的拨款决定都是由我们AF的理事会决定的。除了评估博物馆本身的条件以及收藏定位、具体收藏需要以外，我们的理事或者他们所选派的代表人还会对拨款申请中涉及的艺术品进行检验，以进一步确认拨款的重要性。我们的理事会成员包括美术史家、艺术或商业事务相关的专家等。他们的知识结构包涵了各个时代的艺术，以及艺术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博物馆管理和商业艺术方面的经验。当然了，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教一些外部的专家意见。
《画廊》：我了解到除了筹款和拨款以外，AF的另外一个职能是分配来自公众的实物捐赠。收藏捐赠在英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私人捐赠的收藏成为各大博物馆、美术馆馆藏的重要来源。除了直接捐赠给博物馆，公众也可以把自己的收藏交托给AF，由AF的专家决定藏品的最后归宿并处理交接过程中的各项事务。这个实物捐赠分配的过程是怎么运作的？
AF：首先，由于AF是一个经过注册的正式慈善机构，所有捐赠给AF的艺术品都可以获得遗产税费的减免。接收遗赠时，如果捐赠人没有特别指定接收的机构的话，AF就会根据职员和理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评估藏品的性质和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包括收藏定位、规模、保存和展览条件等，确定最适合接收捐赠的机构；当捐赠的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接收的博物馆往往不只一家。名单确定下来以后，AF会负责所有跟博物馆的沟通，包括藏品运输、交接文件等。在捐赠正式进入接收机构的馆藏之前，AF会要求接收捐赠的博物馆签一份协议，以确保艺术品能够获得适当的照顾和保护，并且保证在将来不会被博物馆丢弃；同时，艺术品必须作为博物馆的保留馆藏以长期展览等形式对公众开放；另外，在展览以及藏品的相关记录中必须对捐赠者作出适当的鸣谢。捐赠的艺术品送到新“家”以后，新藏品会通过AF的会员通讯、会刊、大众媒体、网络以及员工的宣传等进入推广流程。
根据Lizzie的介绍，上述的过程是AF进行实物捐赠分配的既定运作模式。以2003年的奥维特捐赠(Jack Outhwaite Bequest)为例，这个捐赠包括中国、日本陶瓷等共306件器物，可以说是20世纪英国私人东方艺术收藏的一个典型。为此，AF邀请了时任V&A博物馆东方艺术部部长的美术史家克尔(Rose Kerr)作为顾问。经过评估，克尔选择了格拉斯哥布雷塞尔收藏馆、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以及布里斯托城市美术馆为接收机构。当时格拉斯哥布雷塞尔收藏馆已经拥有大批精美的中国陶瓷收藏，却因收藏家布雷塞尔爵士本人的喜好而独独缺乏清代陶瓷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粉彩这一类别。于是，克尔联系到收藏馆的中国部分策展人，把奥维特捐赠中的67件雍正粉彩捐赠给了布雷塞尔收藏馆。而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则以超过万件的中国文物和同样精美的埃及收藏闻名著称，其他东方文化——远东、东南亚以及中东文化的收藏则大为逊色，奥维特捐赠中的9件日本陶瓷落户杜伦，为博物馆的东方元素增加了丰富的内容。而捐赠给布里斯托的228件中国陶瓷及玻璃器则成为这个港口城市的贸易史的物质见证。这个例子很好地诠释了AF对于公共艺术收藏与博物馆自身发展的关系的理解。
作为一个公募慈善基金，AF不涉及任何政府背景的资金来源或国家彩票基金援助，这有力地保证了基金的运作、资金使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同时，AF举办的活动中包括了对政府在艺术捐赠的税费减免方面的政策的讨论和回应，并对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政府从政策层面支持私人对公共艺术收藏的捐赠。例如，自联合政府执政以来，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文化艺术支出不断被削减，联合政府提出“付出的文化”(Cultural of Giving)一说，鼓励私人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资助。对此，AF作出了三点建议：推广公益慈善理念，保证捐赠者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感谢；利用税收制度奖励捐赠者；鼓励通过合适的途径进行捐赠，保证资金用在适当途径。
AF的模式对于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尤其是当代美术馆的收藏系统显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单一的资金来源、艺术品水涨船高的身价、博物馆和美术馆本色的经营困境等，构成了博物馆扩大收藏的主要困难，不少机构只能通过与展览方“以物换展”的方式充实馆藏。那么，像AF这样的公募基金、独立运作模式又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并不具备建立一个公募慈善艺术基金的群众基础，不管是资金形式还是实物形式的艺术捐赠活动都没有形成气候。本刊2009年7月刊《民营当代美术馆应该如何突出重围？》一文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们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是相关的捐助却几乎没有得到宣传；制度上，国家订立的文化事业捐赠的扣税优惠也鲜为人知。此外，现行的博物馆开放性有限，并不足以体现公共收藏的“公共”性质，也无法为公共艺术收藏的推广提供有说服力的保证。AF的例子对于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界最有启示意义的一点在于，它证明了公众对博物馆收藏发展的庞大的推动潜能，也说明了博物馆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对促进其本身发展的重要意义——AF会员和各慈善基金的援助为英国博物馆公共艺术收藏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也正是这些援助用得其所、收藏品真正能为公共所有、为公众所欣赏、博物馆真正为社会服务，才使AF得以延续百年发展历程，促成其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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