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他拍摄的女性肖像“让很多女孩发疯”；他的作品结集成摄影画册《我们这一代》，几乎网罗了一个时代的独立思考者；而出自他手的三毛的照片，堪称对这位女作家独一无二的“图像阅读”。
1991年，当易知难的肖像照在台湾展出时，很多女孩围着这张照片不愿离去，她们不约而同地表示：“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2006年，当这张照片再一次出现在“女人，时间”摄影展中时，观众的惊叹与狂热丝毫没有减少。脆弱的青春与美丽在这张照片里抵御了时间的洪流，凝固成永恒。
这张令人过目不忘的作品，正出自肖全之手。肖全的头上顶着很多闪闪发亮的光环。
拍摄那个时代的独立思考者
“我不是技术派，”肖全这样阐述自己，“我的作品呈现的还是照片本身的内容。”
他最新的展览是以舞蹈家杨丽萍为主题的摄影展。因为灵魂里这股“着魔的情感”，肖全与杨丽萍似乎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杨丽萍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寻找快乐。”镜头的另一边，摄影师肖全也沿着自己的路径进行着同样的探寻。在一组时间跨度达20年的照片中，舞者与摄影师的前行之路完成了交汇。
“我拍摄的是那个时代的独立思考者。”30年前，肖全高中毕业后，参军来到了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中看到的大海、日落、云朵带给他别样的刺激。这些美景触动了高中时就喜爱画画的肖全，更触发了他进一步表达的愿望。绘画在这时显得欠缺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摄影。
拿着父亲寄来的一百多元钱，肖全买了一台相机。时至今日，回忆起拥有人生第一台相机的感觉，肖全的激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当时觉得自己太牛了，就好像拥有了一种权力，可以制造影像。”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摄影师，你的眼光就与过去不同了。”1984年，结束了6年的军旅生涯，肖全转业回到了成都。他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找到了一份摄像员的工作，在业余时间继续着自己的摄影。1989年国庆节，肖全拍摄了一组照片，拍摄的对象不过是寻常的街景。然而将照片洗出来以后，他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些照片让我觉得自己开窍了，有"咣当"一下的感觉。”拿着这组照片，他对自己说：“肖全，从今天起，你不仅是一个摄影师，你还是一个很牛的摄影师。”
20世纪80年代的成都，聚集着一批诗人、艺术家。多年之后，这些人的名字都变得响当当：翟永明、何多苓、钟鸣、万夏……
在肖全的记忆中，与这些人相聚的时光是异常幸福的。“我们自己朗诵诗歌，甚至还自己配乐。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爱自己这一行。”这些身边的朋友也成了肖全镜头下最早引人注目的一批人物。
1985年，肖全已经拍摄了何多苓，这张照片是一个开始。1986年，成都办了《星星诗刊》，北岛，顾城都来了。肖全也将他们拍摄下来。这些照片都是在朋友圈里轻松氛围中拍摄完成的。
拍完了身边的朋友，肖全在做的事情也被更多的人知道了。“大家都知道我在拍"名人"，但我觉得他们不是"名人"。我拍摄的是那个时代的独立思考者。”
1990年，崔健为了给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集资，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巡回演出。在成都的演出结束后，肖全和崔健一起去电视台取录像带。经过电视台门口时，肖全看到“TV”和“V”字，前面正对着的是一堵正在施工的红砖墙。这个场景让肖全觉得非常有寓意。于是他按动快门，崔健不断变换姿势，一连拍了21张照片。
后来，为顾城、北岛、崔健拍摄的照片都出现在了钟鸣主编的一本非法刊物《象罔》上。这本杂志也给肖全带来了新的契机。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有这样的照片
当时钟鸣的《象罔》已经出了两期。第一期做了他们这群诗人的合集，第二期做的是美国诗人庞德的专题。
肖全翻开那一期杂志，看到了一张庞德的图说，页面上只写了一句话：“我不想工作了，一切都是徒劳的，理解来得太迟了。”这句话上面是身着长衫、头戴毡帽的庞德，拄着拐杖走在石子小路上。这张照片几乎一下把肖全“拍到了墙上”。他顿时明白了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有这样的照片。”
1990年9月，三毛来到成都。那时肖全并没有读过多少三毛的文字，却久闻这个传奇女子的大名。为了见三毛一面，一个当记者的女孩为肖全拨通了电话。
“当时是星期五下午，电话里说行程安排满了，让我们星期天再打一个电话试试。我跟那个女孩说，别理这些，我们去。”肖全承认，如果是现在，他一定不会这么冒然跑去，“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懂得了起码的礼貌。”
肖全现在仍清楚地记得，三毛住在宾馆的673房间。“当三毛把门拉开时，天哪，她脸上的表情，她的衣着……她整个人信息量太大了。”肖全将介绍自己作品的那一期《象罔》递给三毛。
“三毛一边看一边不断摇头，我还以为她不喜欢。结果她对我说，你把别人拍得那么好，不行，你也得给我拍。”
当天下午，三毛留出了15分钟给肖全拍照，但是肖全一拍就是两个小时，第二天，肖全把洗出来的照片拿给三毛看。三毛看了以后说：“肖全，你技术一流，但这不是三毛。”
照片上身着白衬衫的三毛确实与“流浪者”的形象有不小的距离。于是，三毛换下白衬衫，穿上“乞丐服”，和肖全走上成都街头。在成都的河边桥头，三毛身上的流浪气质显露得淋漓尽致。
这组由肖全拍摄的照片，几乎是这位传奇女作家留下的绝无仅有的“精神性”图片。这些照片后来结集成书，取名“天堂之鸟”。
因为三毛的照片，肖全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收到了一麻袋信，基本上都是感谢我的。”
机遇接踵而至。“有一次，我和万夏在成都南边碰面，我们一起吃火锅。他鼓励我做个展览。当时我拍朋友没有很强的目的性，没想过要出书办展览，是万夏第一个出的点子。”1991年年底，肖全在台湾举办了个人摄影展。这次展览以“象罔”为主题，钟鸣为展览作序。序言中这样写道：“这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影像第一次来到台湾。”
第一次拍摄都与众不同
在台湾展出的作品中，就有那张著名的易知难的肖像。
这幅照片摄于1990年5月。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成都文化圈，这个叫易知难的女孩颇有名气。“高源拍过她，何多苓也画过。她和另外一个女孩总是穿一身牛仔服，在当时的成都非常打眼。”
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原本颇为刻意。一次朋友们在一起吃饭，席间，易知难“责怪”肖全从来没有拍过她。于是肖全陪她买了拍摄用的衣服，来到琴房准备拍摄。“她在化妆，我在旁边写崔健照片的图说。我一抬头，发现她已经化过妆，手里拿着烟，眼里全是泪光。一旁的墙上挂着陈逸飞的油画。于是我拿起相机，轻轻按下快门，整个过程没有讲一句话。”那天下午，肖全为易知难拍了好几卷照片，但最后还是选中了最不经意的这张。
直到那个时候，肖全拍的基本上还是身边的朋友。1991年，他辞去工作，成为自由摄影师。他接的第一单活，就是为杨丽萍拍照。
“那个时候我不好意思直说，所以解释了很久。”想起当时的局面，肖全觉得有些好笑，“后来我终于让杨丽萍明白，我现在吃饭要靠拍照了。”
那次拍摄结束后，杨丽萍给了肖全100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
因为这个颇具历史意味的“第一次”，2010年年末在北京布鲁姆画廊的摄影展对肖全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从1991年开始，肖全每隔一段时间就为杨丽萍拍照，一拍就是将近20年。杨丽萍迈出的每一步，都浓缩在这个名为“心动肖全镜头下的杨丽萍”的展览中。
合作到第15个年头，杨丽萍对肖全说：“你可能再也拍不到像那时的我了。”在肖全看来，拿起相机几十年，拍过无法计数的人物，拍照的经历却从未雷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都太不一样了。”
肖全还记得为窦唯拍照是在一个夏天的清晨。当时窦唯的家就住在雍和宫旁边的胡同里，他和肖全约好在自己家里拍照，第二天在雍和宫碰面，碰面时间定在早上5点。
第二天，肖全4点起床。“我当时住在中轴线附近，大清早的，很不好打车。”夏天，天亮得很早，5点肖全来到雍和宫，天已经大亮了。窦唯带着肖全一伙人来到自己家里。他的家里摆满了欧美摇滚唱片。“窦唯就躺在席子上，听着音乐。”拍完照片后，大伙一起去街边的早点铺吃油条，那时才刚刚7点。
拍女作家残雪又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残雪对镜头非常畏惧，肖全只好陪着她散步、买菜。“我甚至把相机给她，让她试着拍拍我。”肖全笑着讲道，“不同的人，怵不怵镜头，也太不一样了。比如杨丽萍，就完全将我当做身边的一棵草或者一朵云。”
除了拍摄对象的千差万别，近年来，肖全更多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给作品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从2005年开始接触佛教，觉得慢慢有一些东西在身体里面发芽。我行走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很感兴趣。”谈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肖全完全以轻松与快乐的口吻作答。他甚至以这种放松的态度去面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杨丽萍是用舞蹈寻找快乐，而我肖全，是用图片来完成的。”
摘自《读者·原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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