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以其被建筑界争议的设计风格，赢得国际大奖，不知对当代中国的城市进程是否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最高建筑奖“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了中国建筑师，注定了这将是中国建筑业不平凡的一年。
现年49岁的获奖人王澍，热衷于文化保护、以传统文人思维慢慢工作，而这一切在中国当下建筑业的蓬勃、快速发展下多少属于“异类”。他的设计作品包括博物馆、学术建筑以及唯一的一次房地产项目。这些作品均在中国，大部分集中于长三角地区。
普利兹克奖是每年一次颁给建筑师个人的奖项，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1979年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发起，针对建筑师个人颁布的奖项。每年有500多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被提名，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师及学者组成评审团评出一个个人或组合。如今，王澍的名字将和理查德·迈耶、贝聿铭、丹下健三、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等建筑大师并列史册。
得知获奖时，王澍恰在美国洛杉矶。他在周一(2月29日)晚为UCLA的学生作了一场演讲。“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而王澍在国内首次面对媒体是在3月8日，经由他所工作的中国美术学院牵头，在杭州举行了媒体见面会—伴随着建筑界的喜讯，越来越多的大众也开始知道，中国有一位与“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建筑设计师，还获了大奖。
奖项该颁给夫妇二人
在有着建筑界“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名单里，王澍并非第一个华人。1983年，被誉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曾获得该奖项。贝聿铭为苏州望族之后，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父亲贝祖贻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也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不过通常认为，贝聿铭的设计作品大部分位于美国，属于美国的“人民建筑师”。
王澍此次获奖，则被认为是第一位获得世界最高建筑奖的中国人。普利兹克奖对王澍作品的评审词这样写道：“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据建筑界业内人士说，王澍的获奖并不意外。2011年，王澍荣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是首位中国建筑师摘得国际建筑学界大奖。同时，王澍还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聘为2011-2012学年度“丹下健三”荣誉讲席教授，从规律上讲，如果能获得这两项奖，距离普利兹克奖也就不远了。
“在中国的建筑师中，王澍和刘家琨是最有可能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人。”上海同济建筑研究院二所的李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两个人是中国建筑师中为数不多与艺术家走得近的人，他们把建筑设计当作艺术，而不是土木工程来做。而工程院的人流水作业的成分更多。”李娟所提及的刘家琨，在得知王澍获奖后第一时间，在其微博发布“王大爷威武”表示祝贺。
“作为建筑师，每个人都梦想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我为他感到高兴。”王澍的妻子陆文宇是他的同学，也是他“业余建筑工作室”唯一的合伙人。由于获奖时王澍正在美国讲学，首先面对国内媒体的任务便落到陆文宇头上。不过，与王澍一样毕业于东南大学(当时还为南京工程学院)和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李娟看来，王澍妻子陆文宇的“功劳”远不止面对媒体那么简单。
“他们建筑工作室的所有除涉设计的工作，都是靠陆文宇。有关王澍的一切事物，都要经过他老婆。我们业内流传一个段子：说王澍画了设计草图常常激动得拿给学生们看，可是还没看几眼，他就要收起来交给陆老师藏好……”李娟认为，普利兹克建筑奖实际上应该颁给王澍夫妇二人。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普利兹克建筑奖历史上也有先例。2010年，该奖颁给了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夫妇。
这种“应该颁给夫妇二人”的说法，实际上是业内普遍的想法。甚至连王澍在得奖的第一时间，也向美国媒体表示：“你们是不是颁错了，应该颁给我和我太太两人。”而评委格伦·马库特更在评委词中同时提到了王澍和陆文宇。
“我和太太在工作上的分工，就是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那些设计图;而如果没有我太太，所有的设计就不会实现。”王澍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释，“我每次画完草图，她都是第一个看的人，如果她觉得不好，我会重画。我太太身上温润的性格，实际上对我现在设计风格影响非常大，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我的老师。”
(图：王澍的建筑代表作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一、二期等.中国美术学院 供图 本报记者 郭杨 摄)
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因太太江南人的温和性格而改变的王澍，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王澍的母亲老家在北京，所以他小时候一年之内总会有那么三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间。四天四夜的旅程，他觉得少年时代因此“阅历丰富”。
还只有2岁的时候，王澍便开启了人生最初的画卷。他在一切可以画画的地方涂抹色彩，书本、报纸，甚至还有家里家外的墙上。“差不多五六年以后，我再回北京。邻居还告诉我，你画的画都还在墙上，我们没擦。”他因此感到温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邻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他们对艺术和文化的理解。”
他的“离经叛道”在大学时代便已显露无遗。“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变成学院里的造反派。老师教的东西我有很大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大家已经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点;而对于这种合理我也很有疑问，因为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合理。学的完全是一个舶来的系统，而且这个舶来的系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常‘山寨’，因为它被转译了几道，加上‘文革’的影响，变得非常程式化。”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作业，老师让学生们画平面图。按照标准惯例，应该画1:500的平面图，叫总平面图。而王澍却画了一个1:100的总平面图，其上不仅有房子，连渠道系统、马路系统等其他地方他全部作了设计。他将其称为“农田中的学校”—这个设计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雏形—整个学校既读书又种地，房子建造在农田之中，田里的庄稼怎么长他都有详细的规划。“我们老师说，学校历史上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图，你一定是不及格的。但我这样画了以后，同学都很兴奋，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把自己的图改成了我这样，最后老师不得不给了我一个及格的成绩。”
但这并非建筑业界流传最广的有关王澍“离经叛道”的段子—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把《死屋手记》贴满了答辩教室的墙，还口出狂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注：指导师齐康)算半个。”因此得罪了所有评委。
“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这是媒体以讹传讹。”王澍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但他并不否认自己“愤青”的历史，并将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格与作品风格形容为“锋利”。
在其人生最为“锋利”的阶段，王澍的事业却遭遇低谷。1988年，从南京工程学院硕士毕业的王澍因为“觉得工科建筑教育太没意思、太保守”而到中国美院“办建筑教育”，却不承想并没当成老师，反而进了美院的公司。
“实际上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因为那时中国的艺术界可以说对建筑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愿望。人们以为当时是工科系统不想要美术学院办建筑系，实际上恰恰相反。我当时来美院的时候这里叫环境艺术系，也是为了办建筑教育办起来的，但没办成，就办了环境艺术系。即使是这个系，也是当时建设部和工科系统强烈要求美术学院办起来的。他们也觉得工科的系统有些问题。但美术系统呢，不愿意，觉得这是建设部的事，不是文化部的事。”王澍说。
他很快因美院公司的工作太过“没意思”而主动失业。有将近六年的时间，王澍成了一个没有工资、没有社会和医疗保险的“自由人”。他在西湖边长坐一整天，或者与建筑工人们一起做工的岁月，是妻子、同为建筑师的陆文宇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一家人。
当然他也偶尔接少许工程赚钱。“主要做的是装修类，但是我按建筑方法做，因为我对装修其实不感兴趣，那纯粹是一种商业方式。”这期间的主要作品为浙江美术学院国际画廊、丰乐桥地下通道、孤山艺术家画廊等，均已被拆除。
1995年，王澍前往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2009年与诗人陈东东的对谈中解释读博的动机：“不光是为了进入建筑教育系统，而且更是想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也是在读博士期间的1997年，王澍与妻子陆文宇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
2000年，博士毕业后的王澍正式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同期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在这个作品中，他“离经叛道”的思想开始走向实践—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水中还有一座亭子般的房子，是“诗歌与哲学”阅览室—对环境的密切关注成为贯穿王澍建筑哲学的核心。如何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和“水”之间而不突出，以及苏州园林的造园思想是他设计这座图书馆的沉思背景。2004年，王澍凭这个作品获得中国建筑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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