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气息，玉精神——著名作家张翎访谈

前言：张翎，一名来自温州的女子。在我的印象中，温州人一向都以从商为自己的名片，但张翎却埋首创作，以自己一系列掷地有声的作品鹤立于海外华人作家之列。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 中短篇小说集《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1998-2000），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中篇小说“羊” 进入中国小说家学会2003年度排行榜。2005年4月23号，她凭借3部著名华文小说《上海小姐》、《交错的彼岸》及《邮购新娘》，再次荣获首届“袁惠松”文学奖。
   一位勤奋称职的听力康复师，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一位情趣盎然的家庭主妇。坐在我面前的张翎，就是这样一个奇妙又和谐的组合。在这位国内外诸多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上，似乎完全找不到作家惯有的那种清高和孤傲，只有客厅里摆放着的大小奖杯在无言地提示着主人的文学成就。
   在初夏傍晚柔和的光线中，一只慵懒的大白猫，两杯香茗，我们朋友似的谈话由张翎最近刚刚获得的“袁惠松”文学奖开始。

飞云：首先祝贺您获得首届袁惠松文学奖！首先，能否请您先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张翎：当然可以！我是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的，83年毕业后在北京一家部委机关中作英文翻译。1986年辞职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我现在的工作是专业听力康复师，我的文学创作是在我工作之后才开始的，大约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吧。

飞云：在这次获奖之后，您选择了把奖金捐献给多伦多大学用于华语教学与创作，请问您为什么这么做？

       张翎：首先，所有的奖项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肯定和荣誉，我希望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可以说从我知道自己获奖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要把它留给自己。我认为这个荣誉并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一种对海外华人文学关注的表现，这也是我最感到欣慰和看重的。（飞云：也就是说这个奖项对您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是的，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领域，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愿意为此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飞云：您是在文革后考入复旦的，我听说在那之前您做过教师，甚至车床工人，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里，是什么力量支持您坚持学习，最终考入理想的大学？

        张翎：我从16岁开始作车床工人，几乎还是一个孩子，既没见过多少世面，对外面的世界更是一无所知，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虽然没有人要求我那么做，但是直到我上大学的这6、7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始终坚持着学习、写作。回忆起来，当时我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也不是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也许是从小就酷爱读书，所以受到了传统的思想，比如保尔·柯察金的影响。当时我只是很简单地认为，人绝对不能庸庸碌碌地虚度一生，一定要学点什么、干点什么才好。但我当时的坚持学习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做事情的功利性、目的性并不是很强，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得到某个结果才刻意地去做。如果说我今天有了一点点名和利，那也只能说是意外收获，我从自己第一天开始文学创作开始，就做好了一辈子默默无闻，不成功、不获利的打算。

飞云：那又是什么因素使您提起了笔，开始了您的文学创作之路呢？

        张翎：从小我就有写作的爱好和当作家的愿望，但人生曲折，我并不强求自己。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等我真正动笔已经是在我出国10年之后了，千山万水，百转千回，最后我还是选择自己当初的梦想。（飞云：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的？）写作是自己内心倾诉的一种需要。我求学、工作，转而再求学、再工作，这些年的经历沉淀在心底，就如同山泉热切地渴望涌流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想倾诉的人多，而愿意倾听的人少，我选择把它们写在纸上，同样是我内心的一种倾诉，但却并不强求别人来倾听，这是最适合我的一种方式。我只管把笔当成一口泉眼，释放我内心渴望涌流的山泉，从来没有想到市场，或者读者。

飞云：也就是说写作是您抒发内心，思考生命的方式？那您当年是怎样决定要离开熟悉的的环境，出国深造的？

       张翎：可以这么说。促使我出国和促使我写作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的好奇心。我对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极大的好奇感和探索的欲望。我的外公出生在浙南的藻溪，外公长大了，心野了起来，就沿着藻溪往北走，在一条叫瓯江的河边停了下来，于是瓯江边上那个叫温州的城市就成了我的故乡。我长大了，我的心也野了，我也想去看外边的世界。在我22岁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温州那个小城市，甚至没有坐过火车、轮船，当我考入复旦，来到上海时，我感觉我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上海是这么的大，它就是这世界的边界了，但事实上，上海只是我世界的开始。当我毕业之后奔赴北京的工作岗位，沿途那苍黄粗砺的景致使我无法想象这世界的尽头将会是哪里。但当我真的身处其中，北京那种包容大气的人际关系，浑厚庄重的城市风格使我一下子爱上了那里，一个如此大气的城市，我感觉它能包容我的一切，北京就是我世界的边界。直到1984年单位派我出国工作一段时间，我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外面还有一个，而且是一个与我之前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出去看看，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单纯的想法之下，我辞了职，继续我的发现之旅。我的旅程只有未知的终点，驱使我不断前行的就是我的好奇心。从藻溪到瓯江，再到东海和太平洋，“择水而居”，我世界的边界越来越大，但我的旅途却不会结束。（飞云：是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是的，我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但我永远不会满足于我已发现的。和我的同龄人相比，我始终保有着极大的好奇心，这也是促使我提笔写作，并坚持多年的原因。我想，当一个人失去了这种可贵的好奇心，那么从某方面来讲，他的人生就已经停止成长了。

飞云：但是，如果说选择英国文学继续深造是出于您对语言、写作的热爱，您毕业几年后又选择了听力康复学这个专业就不能不说是有些出人意表了，为什么？
 
        张翎：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当然是为了谋生，我始终认为，生活高于写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想去写作，想圆文字的梦想，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把写作比喻为我的翅膀，那我的职业就是我赖以在大地上行走的双足，我必须能够谋生，能够扎根在生活中，然后才有可能去写作。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接受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工作，而做一名听力康复师却能使我得到工作的乐趣。我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去接近他们、倾听他们，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也是满足我好奇心的另一种方式。何况，生活本身就是我写作灵感的来源。

   在我们的谈话中，张翎一直在强调她那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她那热情的眼神、时不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也在为这位温州女子做着别样的注解。联系到她作品中那种细腻婉转的描写，冷静利落的的叙事，我们的话题不由转移到了她的文学创作上。

飞云：您的作品大多反映对海外华人命运的思考，同时您的作品本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移民文学的发展轨迹，是什么原因使您一直关注海外华人的生活和命运？

        张翎：说到我自己的作品，我并不认为应该把它归入到移民文学。当然，由于我长期生活在海外，身边一定会接触到很多移民，所以在我的小说中也必然会出现他们的影子。但是，无论我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有着什么样的人物身份，我最看重的还是人性本身。把人当作“人”来写，这是我的创作原则，其他的因素，包括故事都只是衬托它的背景而已。（飞云：也就是说您的着眼点不在于“移民”，而在于“人”？）是这样的。首先，从内容上我并不是在发掘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不同，或者不适应；相反的，无论我是描写一个从国外回到祖国寻根的中国人，还是一个去陌生的中国寻找理想家园的外国人，我都会着力去发掘他们之间人性相通的部分。很多东西都是有国界的，包括文化，但人性却是相通的。如果说一个移民在巨大的生活变化和文化冲击下，他有他的震撼和痛苦，我也认为那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痛苦，毕竟首先他还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移民。另外，从风格上来说，移民文学被誉为“第二代伤痕文学”，风格大多比较激越，这也与我的作品有很大区别。世界在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砺，尝过了诸多没有金钱没有爱情也没有友情的日子，见过了诸多大起大落的事件，遇到了诸多苦苦寻求又苦苦失落的人，我已经能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去看待、观察这个世界。这也要得益于我写作的开始时机。正像我刚才所说，多年的经历如山泉，笔只是一口极小的泉眼。山泉热切地渴望涌流的生命，泉眼里流出来的，却只是压抑了的细碎涓流。

飞云：就海外文学在国内的知名度来说，影视剧还是最引人注目的。早年有曾名噪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近来有反映加拿大华人生活的“别了温哥华”，您是否也考虑过将您的作品搬上银幕？

        张翎：常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写电视剧什么的，但我的原则是永远只做最适合我的事。我生命有限，时间有限，我只能把它用来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我甚至为此还牺牲了用英文写作。毕竟我想写的都是和故乡紧密相连的故事，只有用中文写作才能获得灵感，才能充分表达我的感情，也只有用中国的文字才能读懂我内心的世界。至于，写作会把我带向何方，我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果”，能得到多少“曝光率”和“实惠”，我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我只是享受写作的乐趣。甚至，目前我所拥有的这一点点名和利，它也并不在我的意料之中。即使现在我也依然坚持认为，默默无闻地写一辈子，至少对于写作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状态。名利会带给人一些杂念，不得不耗费你一些额外的精力，被人关注固然可喜，但关注太多也会打乱自己的节奏，破坏自己专注的写作。而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

       飞云：那在您的创作过程中，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事是什么呢？

       张翎：从事写作是我多年的愿望，而且我也从没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但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这个梦想直到1977年才第一次实现。当时我的一篇小散文被《浙江文艺》发表，当我亲眼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喜悦无法言表，决不是我目前发表作品的快乐所能比拟的。我甚至至今清楚地记得那篇小散文的名字《雷锋颂》。更有意思的是在我2001年获邀去哈佛演讲时，居然还在燕京图书馆内找到了当年的这本杂志，抚摸着20多年前的纸页，当时真是百感交集。而且这个经历还使我体会到文字的严肃性，在我，写作是我内心情感的抒写和倾诉，它的生成是灵感的化身、是思维的凝结，是一种很个人的产物，但是一旦它形成铅字，白纸黑字文字的流传却是如此严谨，历经世纪也不会再有讹传。这也使我对自己的创作更加审慎和严谨。我的作品，首先要过的就是我自己这道关。

飞云：很多名家都对您的文字赞赏有加，认为是深得红楼梦精髓，张爱玲神韵，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翎：我真的很难去定义某个对我作品有着明确影响的名家或名作，但由于我酷爱阅读，我想巨大的阅读量对我的写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张爱玲和红楼梦都是我的至爱，但我还是很难下结论是否他们直接影响了我的文字风格。但我承认我是非常注重文字的，如果把故事比作风景，文字就是通向这个风景的门，如果一本小说的语言不精彩，那再好的故事也难以吸引读者。但奇怪的是，虽然在别人看来，我的语言是经过精心锤炼、精雕细琢过的，但实际上它们在写作时都是一气呵成的。由于我的写作常常是不连续的，所以完成后我常需要进行修改，但大多数都是针对于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前后统一连贯等，细节上的文字基本上一次到位的。（飞云：那您写作时不会为了斟酌文字而停顿？）基本上不会，我一定会听从自己灵感的召唤才去写作，如果感觉到了，写起来是行云流水般的，下笔连“咯噔”都不打。

飞云：您著作颇丰，这么多年一定是勤于笔耕吧？

        张翎：我绝对算不上是个勤奋的作家，事实上，我很懒，而且又很贪玩……真正用于写作的时间只是我工作之余、少而又少的一小段时间而已。我很忠于自己的感觉，只有在有灵感的情况下我才会去写作，平均下来每个星期顶多两个晚上而已。对于写作，我没有压力，没有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或工作量，我不会在压力下写作，我也从不会为写作而失眠。我要做的只是在我自己感到有灵感的冲动时，把内心的想法释放出来。（飞云：您看起来的确不像一个“常规”看法上的作家）是的，我的写作状态是比较随意的，如果仅从我的表面判断，我绝不像一个作家，因为我太不认真。但是我想，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写作才成为一种毫无负重感的抒发，不是为写作而写作，而只是遵从于自己灵魂的一种释放而已。过于“执着”地“拘泥”于某件事，可能会扼杀我的激情。当然，也许有很多作家的创作方式与我不同，我想这也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好奇而去探索这个世界，因为了解而有倾诉的渴求，因为灵感的蠢动而成就了这十余套美轮美奂的作品，张翎那独特的创作习惯使她鹤立于海外的华人作家群。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看着眼前开朗自信娓娓而谈的张翎，我在思考是什么使她拥有着这让人羡慕的天赋，又是什么使她拥有着这自信美满的生活。我们的谈话重心慢慢地由创作转移到了人生……

飞云：您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从车床工人到今天的著名作家和听力康复师，从温州到上海、北京以至北美诸城，可以想象其中有成长蜕变的快乐，也会有拼搏挣扎的痛苦，您认为这些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意义？

        张翎：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打击，我都会把它化为我自己努力的动力。痛苦和折磨只会使我的目标更加坚定，只会使我自己加倍的努力，但我却不会迁怒他人，更不会耿耿于怀。（飞云：您只会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就很坚持地去实现它？）很坚持很坚持的。我的人生态度是，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会很灵活，会顺从自己的心意；但是在长远的战略来讲，我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如果我有一个目标，那么我就会非常坚定地去实现。无论什么打击都不能阻止我。

飞云：那您有没有什么让您感到受伤害、受打击的事？

        张翎：当然有。比如说其实我早在1977年就考上了大学，但却因为政审未通过而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我想这对谁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有人为此就会沉沦下去。但我所想的并不是去埋怨命运的不公，而是如果我能做得更好，那领导终究会没有理由拒绝我。我只是把它转化为我继续努力的动力。1979年时，当时我还是一名工人，我决定背水一战，辞职复习参加高考，当时我的领导就对我冷嘲热讽，这种当着全厂职工面的刁难当时使我非常难堪。但我并不想怪他，我复习了三个月，以全省外文类第一的成绩进入复旦。（飞云：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了。那您现在还恨他吗？）不，一点儿也不。我是很少回头去看的，如果目标确定了，那我就只会向前走。（飞云：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一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它却促使您一步一步找到了自己的成功？）是的，我的性格造成我从不会留恋过去的事情，也不喜欢与人为敌，我只会加强自身的努力，我的眼里只有我自己的目标，我不会为了周遭的事情而分心。但却有很多人，在受了打击之后，心灵就会变得很刚硬，对世界的看法也变得负面，甚至无法忍受别人的成功。但是对于我，我就可以说，无论我经过多少打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做得更好，实现自己的理想。

飞云：那您在最艰难或者最重大的打击前会怎么想？

       张翎：…… (思索中)我好像没觉得有什么是我最艰难的时期，我对生活很容易满足。无论是工作、家庭，包括写作，我对自己的状态总是会用一种积极的眼光去看待，对于名利、地位、金钱、享受，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要求。我想这种乐天的性格也使我在任何艰难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太辛苦，即使很困难，我也会想，这种生活没什么的，可以过嘛，如果有了改善，我更会深深感恩。（飞云：那我想也正是这种知足常乐的精神帮助您度过了一个个打击和挫折？）是的。当年我8月份到的美国，直到圣诞节才攒了几块钱给家里打个电话，可回想起来我并不觉得那时苦，而是由衷地觉得现在太幸福了。（飞云：您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态度吗？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在非常重大的磨难面前？要知道这太难了。）在97年的时候，当时我正在进行《望月》的创作，却被诊断为恶性黑色素瘤，被医生毫不留情地判了5年的死缓。我可以像某些人那样去咒骂上天的不公，但是那根本于事无补，何况那根本不是我的性格，我的目光永远只聚焦在我想做的事情上。你看，现在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其实世界一直都是美好的，机会也一直都在那儿，但是如果你用一种灰色的眼光去看待，那即使有机会你也会错过。

飞云：那您认为使您获得今天的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归功于您的这种个性吗？

        张翎：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是很公平的，他在每个人心里都播下了成功的种子，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和长处，都能获得成功，但是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找到它，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我只是很幸运地找到了它而已。（飞云：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在追求、得到的过程中，也会失去其他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害怕失去的就会越来越多，但是，我始终记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那首The road not taken，它对我影响很大。是啊，如果你未曾尝试，又何谓失去呢？我不会把眼光留恋在过去的事上，我只会很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飞云：有很多移民往往在出国之后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产生很大的失落感，您对此有什么忠告?

        张翎：我觉得首先要放开怀抱，保持与世界平行的视线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不要是先给自己摆起架子，一旦有点挫折就难以忍受。事实上，一个新的环境是值得你平心静气地仔细体会的。如果你要融入到其中，那么你就必须仔细地观察和体会。心态平和大度一些，不要动辄过敏。多要求自己，少苛求别人就会容易快乐得多。而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就应该做到。我听见很多移民在抱怨本地人种族歧视，那么你对其他有色人种的态度又怎么样呢？沉下心，就会发现这个新世界有很多优点和美好的东西等着你去发现，洁净的环境、宽松的社会氛围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关系，人生有很多无法量化的快乐，不要因为自己失去的而去蔑视自己得到的。得失都是相对的。比起我们这样的老移民，新移民很大的不同就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也使他们更有条件去观察和感受这个世界。

采访手记：
     在张翎的身上，你看不到磨难的痕迹，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霜雪雨，在她身上也只有雨的清冽，雪的纯净。在与她的谈话中，我不只一次地感受到她那种强烈的化一切痛苦为动力的精神力量。坚定却又随和，率性而又理智，善良却又智慧，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她幸运地得到了上帝赐予她的力量。
     试想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又何尝真有那么多的烦恼值得每天悒郁不振呢？我们所缺乏的，是否正是那一点对自己目标的坚持，对周围世界善意的理解，对自己生活乐观的态度呢？还记得那首老歌吗？“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就让我们都去勇敢地发掘，“种桃种李种春风”，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种子！